设立工官，除主管官手工业外，还管理私人手工业，并征收其租税。
除这些赋税收入外，水衡都尉还可以铸钱，少府掌管的庞大的官手工业，都给皇室的仓库增添了大量收入。西汉时，少府岁入八十三万万(钱)，而“大农”所得百姓赋税的收入，一年才四十多万万(钱)。皇室收入竟比国家收入多出近一倍，可谓生财有道。
这种赋税制度看起来颇令人惊讶，可是仔细探究，是有极深的用意的。本朝立国之初，高帝大封诸侯，光王爵便封了十八个，列侯和关内侯更是史无前例地封了四十三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和楚霸王大战之时，高帝为了自保，不得不开出大价钱，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一起和楚霸王作战。得天下之后，不得不大封诸侯，以庸酬其功，实非高帝本意。
异姓王有八个:张敖为赵王,英布为淮南王，臧荼为燕王，韩信封为楚王、彭越封为梁王，韩襄王的后代封为韩王，把英布的岳父吴芮封为长沙王，还有一个是卢绾,也是燕王。同姓王九个:庶长子刘肥（封齐王）、二子刘盈（即孝惠帝）、三子刘如意（封赵王）、四子刘恒（封代王即文帝）、五子刘恢（封梁王）、六子刘友（封淮阳王）、七子刘长（封淮南王）、八子刘建（封燕王）。正因为异姓王和侯爵太多，才不得不大封同姓王以为制衡，非高帝愿意如此，非如此，则功臣不得安，功臣不得安，则天下不得安。这便是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实质。
其时，天下的州郡，高帝直接掌握的只有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都在同姓王、异姓王和功臣手中。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将更多的赋税掌握在天子的手中，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做法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靠着少府所提供的巨大收入，高帝才一一剪灭了七个异姓王。
高帝之后，历代天子一直将少府所出的私财紧紧地抓在手中，但是初衷早已变了，从稳固国本变成了自己享乐。少府所出，要供养皇室成员，还要用于紧急情况，譬如军费、救灾、举办某些大型活动，特殊的赏赐??????等等。先帝便曾出内帑赏赐吕布和并州军。
本朝还有一种税收被称作“献费”，或称“献”。所谓的“献费”，指的是天子祭祀宗庙时，向人民勒索的祭礼，每人六十兰钱，王国、侯国和诸郡人民，均须交纳。王侯国的献费，由诸侯王征收， “常以十月朝献”。究其实际，献费，其实是一种临时性的附加税。
此外，还有酒税、临时征收的工商资产税(即“算缗”)，这些都是临时的附加税。
最后，便是 “徭役”。所谓的“徭役”，既不是实物税，也不是货币税，而是和兵役一样，是一种力役。《汉律》规定：成年男子均得用一定时间为国家服兵役和力役，丞相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从二十三岁(有时十七岁，有时二十岁)到五十六岁是服役年龄。
虽然律有明文，但是执行起来往往要比《汉律》所载的要重一些，有人年过六十还要服役。服役的人叫做“更卒”、“正卒”。服一般力役的叫“更卒”，每年都要服役一个月；服兵役的叫“正卒”，其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到所在郡国受训，充当郡兵一年，二是到京师或边疆地区充当“戎卒”一年，这意味着每个成年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但实际往往超过。
汉乐府诗中，有“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诗句，所描述的便是兵役的沉重。本人亲自服役，叫“践更”，也允许出钱雇人代役，称为“过更”，这代役钱就是“更赋”。既能以钱代役，官绅豪商自可免除徭役之苦，但“更赋”很重，每月要出三百钱，一年就是三千六百钱，所以“践更”的多是贫苦农民。世家大族有钱，可以出钱“过更”，小民百姓们无钱，只得收了“过更”的钱，代替世家大族的子弟前往边关郡国，代替他们去服徭役。
本朝的“更赋”非常严格，连病人和身材矮小不适宜服役的侏儒也要交纳。《汉律》还规定：“入粟”，即交纳粮食给国家，到规定数量后，交纳者可以免役，称作“复”，同时还可以得到爵位。“更赋”和“入粟”的收入，也是本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上所说的，便是本朝赋税的情况。大体而言，大司农掌管的是国家财政，最重要的便是田租、算赋、口赋、更赋和入粟的收入这五种。少府掌管的是天子的私财，有六种常税和献费、算缗两种特别税。由此可见，大司农赵岐和少府荀攸在朝廷上地位的重要。
作为清流派和拥汉派的代表，赵岐和荀攸受到大司马如此重要，心中感奋异常，做起事儿来便格外用心，格外兢兢业业。不到两年时间，便把国家财政和天子私财上上下下梳理地清楚明白，去除了很多积弊，革掉了许多陋规，洛阳朝廷的财政状况立刻变得极好了。
正因为赵岐和荀攸身在局中，十分清楚本朝财政的问题所在，那便是赋税不均，世家大族们用尽种种手段，将税赋转移到小民百姓身上。随着吕家军所控制的地盘儿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还有，便是去除各种陋规和世家大族的逃税问题。
所以，吕布一提出赋税新政，赵岐和荀攸便全力拥护，没想到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