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冈松了一口气，想要正正经经的把话说完，不先吵一下，让太后来弹压，根本就做不到。肯定是说几句，就会有人出来反驳。
向太后对韩冈道：“还请参政说一说，辽人屡屡入寇为何是国是之故？”
“方今国是，是变法图强，是富国强兵，是为了日后能够不再困于四夷，收复汉家故土。可辽人畏于中国日渐势强，忧惧日后难以抗拒天兵，便想方设法将战事提前。或暗助西夏，或主动南侵，或引诱官军北上，只要其中有一条成功了，伐辽的时间就会推迟许多。”
“现在还不是伐辽的时机？”向太后问道。
“臣已经累番上书，陈述此事。且皇宋之患，不在外而在内，当务之急，不是伐辽，而是安民。”
“国中将有乱？”太后心中一惊。
“陛下。”吕嘉问立刻放声道，“韩冈这是造危言耸听之辞，欲以祸乱圣心。”
今天就数吕嘉问最是积极，其他人如章惇、曾孝宽的话，似乎是让他一人给说了。
而向太后明显不喜欢吕嘉问这样的积极，语气不快：“吕卿，且听了韩参政说了再议论。”
吕嘉问瞥了韩冈一眼，低头再次谢罪，然后退入班中。
现在太后还没有明显拉偏架的意思，若是冲得太前而惹怒了太后，反而会坏了事。
没有了干扰，韩冈继续说道：“老聃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臣看来，治国却如同给人医病。医者与人疗伤治病，必先及危及性命的重症，然后才是头疼脑热的小病。如一卒伍战阵上受伤，一伤在手指，一伤在腰肋要害，那么军医肯定会先去治腰肋之伤，然后再去包扎手指。治国亦如此理，必须要先分清主次，解决最为危急的症结。
先帝践祚之初，国计乏用，兵不堪战，盗贼横行，此亟待诊治之重症。故而先帝以青苗、免役诸法济国用，以将兵、军器练军卒，以保甲法安国中。而如今国势已盛，却尚未能轻取辽国，人口虽众，兼并却日益增多。臣观此患，远过于北虏。没有足够的土地，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养活亿万生民？须知三代以降，中国或有不绝若线之时，却未曾为蛮夷所灭，只有因内乱而亡的例子。”
今日大宋国中的主要矛盾，是日益繁衍的人口与增长缓慢的口粮之间的矛盾。
韩冈到底想说什么，王安石、吕嘉问都清楚。
关于人口膨胀，以及与口粮、土地之间的矛盾，韩冈早前曾经说过很多。以他的身份，他的这番论断，在当时的确被主流所重视，甚至为新党所喜，在朝堂层面上，很多人都把这番话当做了对外扩张的借口。但现在听韩冈的一番陈词，日后多半就会是气学与新学争锋的工具。
所以吕嘉问又忍不住出来驳斥：“空口白话，毫无实证。皇宋万里疆域，无人处极多，岂有土地不足之患？”
“皇宋万里疆域，山丘多少，坡地多少，沙漠又是多少？苦寒、瘴疠之地，又是多少？大宋土地虽广，能豢养生民、适宜耕种的土地，也不过十之二三。近三年来国中户口，因有隐户逃丁，故而变化不大。但京城中出生的幼子，每年都要比前一年多上一成。”
“田籍户簿之中，不计非丁妇孺。不知此语，有何凭据？”
“有保赤局簿册为证。为避税赋，隐户逃丁不知凡几，如河畔蚊虫，捕不胜捕，查不胜查。而为了保幼子平安，十文一剂的牛痘却没人敢省，而且多少富贵人家和寺观，都会出钱买药施赠，平民百姓家的子女往往一文不用便能在保赤局种痘，故而无人逃避。论起数目是否可信，保赤局的记录远胜于籍簿。”
向太后连连点头，“参政之言有理！这等道理吾还是能想明白！”
太后如此说话，就不方便出来驳斥韩冈，更不方便胡搅蛮缠。王安石、吕嘉问都保持了沉默，跟之前的曾孝宽和章惇一样。
“那么，去保赤局种痘的幼子到底有多少？”太后好奇地问道。
“回太后，去岁开封府界，种痘数量是十二万三千九百余，比之前一年的十一万，增加了十分之一。而京师军民百万，十二万三千的新生幼子，也占了人口总数的一成还多。如果年年保持这种速度，是要七年，京城人口就会翻上一番。”
“不是十年？”太后纳闷的问道。
“不，每年都是在已经增加过的前一年的基础上再增加，所以只要七年。”
吕嘉问却笑了起来，“试问世上生民怎么会光生不死？只计生，不计死，世间早就人满为患了。韩参政以算学闻名，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算术都做错了？”
“每年京师过世之人都不会少，可再多，能有十二万三千吗？开封百万军民，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了？”
堵了吕嘉问一句，韩冈继续说道，“如果国中一开始就有男女老幼共五千万口，七年之后，就是一万万，十四年后就是两万万，二十一年后，是四万万。”他就在殿上扳着手指数着，“即是这二十一年中，一开始的五千万都死光，二十一年内出生的三万万五千万人死了其中的一半，那也有一万万又七千五百万。何况，根本是不可能死光的。”
千分之一百的自然增长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计算方法有太大的问题，可有了确切的数字，这么算起来却是让人心中不寒而栗。
“如此多张嘴，请问如何让他们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