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花园里碰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可是现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脑袋，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地说，只是用了种种暗示，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17]。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经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下去，“照现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了它负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钱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维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市参议员活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办理。”
“对，您要是把钱移交地方自治局，他们就会把它贪污了事。”头发金黄的医师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师说：
“我们得公道才对。”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什么缘故，军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着没意思。”
大家谈起一个正派人住在这个城里多么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跳舞晚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抬起眼睛瞧任何人，低声慢慢讲起来，说到城里人把他们生命的精力、他们的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真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值得注意，至于别的一切东西，那都是卑贱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专心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