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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浊酒二(1 / 2)

崇祯十一年三月中,名震天下的巨寇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正式向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熊文灿递交降表。大明朝廷授其副总兵之职,并允其将部队驻扎在谷城县王家河,还把王家河改名“太平店”,以示招安之意。

张献忠早在去年底便因熊文灿的招抚而发生动摇,年初,他在与左良玉等官军的作战中连续失利,帐下谋士薛正贤乃当朝宰辅薛国观的侄儿,以“约降取富贵”之言趁机怂恿他投顺朝廷。他思来想去,最终认为“诚得国观为主于内,抚可万全”,坚定了求抚的心。

不过张献忠毕竟非常人,即便招抚,手段与心思也较之那些前辈同类要高超不少。

他先派张可旺等“饬名姝、赍重宝”找到有些旧情的陈洪范请他牵线搭桥,表示“大恩未报,愿率所部随马足自效”。陈洪范投入熊文灿帐下,本就怀着戴罪立功、一雪前耻的志向,见这大笔买卖自己送上门,自是奇货可居。有他居中介绍,张献忠得以“黄金蹄裘千、珠琲盈斗、他货累万”重贿熊文灿。熊文灿既贪财又畏战,因而欣然答应代张献忠向朝廷上奏。除此之外,张献忠犹不敢松懈,加派薛正贤等人携带重礼重金,奔赴京师,“出入相邸,偏见群公,皆致厚馈”,为自家招安游说交际。如此,方觉稳当。

与别寇不同,赫赫有名的张献忠的求抚引起了崇祯皇帝本人的高度关注。对流寇是剿是抚一直是朝议悬而未决的问题,崇祯登极初期,意气风发,很是锐意剿贼,可越到后来,他越觉专剿之举徒糜军资、徒疲军力,收效却不显著。加之近些年关外清兵阴魂不散,声势甚嚣尘上,崇祯颇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难受,由此对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流寇的观点,渐渐又开始向招抚倾斜。

正月初八,熊文灿向朝廷转达了张献忠乞求招安的意向。崇祯在朝议上发问:“卿说这贼杀得尽否?”

杨嗣昌与主剿派唇枪舌战,力陈招抚张献忠的必要性。先说“是则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后剿其余,仍不为失算”,又说“流贼蜂起垂二十年,为中原大害,若论经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词?乃其恣横遍七、八省,党类至百余万,剿之不可胜剿,不得不开抚之一路,以杀其势”。

而后面对主剿派对招抚不断的质疑,杨嗣昌索性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再说“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申辩“目前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更说“若此时苦无兵马可发,勿轻言贼易剿,如剿有兵有势,不至成此难结之局也”,大肆附和杨嗣昌的论调。

主剿派中有人担忧张献忠坚持保持队伍独立性,而非类似刘国能散尽其众,恐怕有养虎遗患之危险,杨嗣昌等人同样以“惊眠虎而使之觉,嗾驯犬而使之嗥”为由,坚称事分轻重缓急,不可鼠目寸光自陷左支右绌的困境。

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呼应,加之薛国观、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一番讨论后,“面谕剿抚原该互用”以及“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等结论已成定局。张献忠接受招安之事由此水到渠成。

当然,张献忠一早前提出要当湖广总兵官并且全权控制地方、关防、札付诸方面,由此保证“郧、襄、均、承数百里外无一贼”的要求明廷绝不会同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献忠得了个副总兵的头衔,挂职也只能挂在他自己的营头下面,部队则划分驻地谷城。

为了加重自己此次投降的分量,除了自家,张献忠还拉拢了不少中小势力一并归顺。杜应金、马世秀、金白元等势力以及赵当世,也在其列。这些人中,赵当世是仅次于张献忠的大寇,因而朝廷同样另眼相待,副总兵没给,好歹给了赵当世一个参将的职位,并将赵营的驻地安排在了枣阳县东北的鹿头店。

和张献忠类似,赵当世这个参将,同样挂在他自家的营头名下,除了一个转正告身,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奖赏。赵当世打听到张献忠向熊文灿上报要求朝廷按十万人额度拨付军饷,只觉好笑更觉张献忠得意忘形。想如今明廷支持诸多正牌官军都不免面临钱粮捉襟见肘的窘境,哪里还会理睬张献忠这新降之人狮子大开口的敲诈。

果不其然,十万人的数目一上报,张献忠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倒受到熊文灿的警告。熊文灿要求西营即日必须裁撤兵马,张献忠当然不答应,两边短暂的“蜜月期”立刻宣告结束,开始了新一轮的扯皮。

赵营这边,熊文灿也派人来点计兵马,赵当世但说营中将士林林总总不过两万,且云钱粮米豆无论多少全从朝廷拨付,另无索求。来人见他有所让步,在这兵额上便也没有多加诘难盘查。所以赵营虽说当下只有一万两千人不到,但朝廷默许的额度却凭空多了八千。

赵营参将与西营副总兵名义上都直隶于熊文灿,而熊文灿将二营分别置于东北与西北两侧,借口是“互为犄角、拱卫襄府”,实际上打的却是当中隔绝,以防“巨寇相合后患无穷”的主意。这点道理,赵当世自然心知肚明,只不过他秉着韬光养晦为主的考量,对此并无微词。

何谓“韬光养晦”?具体到如今的赵营,可用昌则玉的一句话概括。

赵营部队转进枣阳县后,赵当世曾就赵营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询问过昌则玉,昌则玉回答说:“昔朱升谏太祖皇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计,以定明祚之基。现属下亦附庸其雅,提九字于我赵营。分别为‘精武备’、‘广结援’、‘顺朝廷’,主公可引以为导。”

赵当世点头道:“‘精武备’三字确为当务之急。先前徐总兵在会上就这此点指出营中‘兵疲’、‘粮少’、‘甲缺’三疾,想来按此方向加以整备,当无偏差。”进而问道,“那么‘广结援’与‘顺朝廷’又该当如何?”

“广结援......”昌则玉早有洞见,缓缓而言,“左传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我营虽暂时投顺朝廷,若以为从此高枕无忧,则危亡不远。当今明廷,内忧外患,百年积弊绝非一朝一夕可除,自顾无暇,我营若全倚此行将就木之枯树,到头来免不得与之共倾。故而为今之计,投诚之余万不可断了与诸家义军的联系。其水我鱼,有他们在一日,我营便如鱼得水,可保永不受制于人。”

赵当世深然其言,但一时间难以想得通透,再问:“若以先生高见,可为营之外援的,有哪些?湖广、河南地面,八大王、老回回、曹操等皆不可恃,更有何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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