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寇，这是今天通政司转送过来，涉及到我刑部的弹章。”
“哎，又有多少是弹劾本官的啊？”
“呃，大司寇恕罪。据通政司的上官说，今天起码不下一百份是弹劾大司寇的。”
“啧！罢了罢了，你去，请本部六品及以上官员，今天下午在甲栋三室开会，商讨本次弹劾的问题。”
“是，下官领命！”
看着手下离开的身影，刑部尚书刘元霖长叹了一口气，颓然的坐在了自己的座椅上。
这位是北直隶任丘人，万历八年的进士。出仕以来，一直都以清廉、办事得力著称。当然，朱由栋对大明士大夫的‘清廉’从来都是一笑置之。当初之所以选这位来做刑部尚书，主要还是看重此人办事效率极高的优势。
在历史本位面，这位是去世于1614年。不过在这个位面，得益于医术的进步，刘尚书此时不光没有挂，相反，还精神极佳，特别想做事。
他是真的想做事的。
从万历八年到现在，他出仕也有三十多年了。总体而言，刘元霖觉得，也就是太孙监国这几年，是过得最舒心的。
做事情有效率的人，最看不得的就是同事的懒惰、低效，各部门的推诿扯皮以及上级领导的犹疑不决。而朱由栋重新组阁后，这些问题不说全部解决，至少解决了大半。
所以，刘元霖这几年干得很愉快，一点致仕的想法都没有。刑部这几年也着实的做了不少事情——别的不说，在全国户籍普查中，出现了不少以前被各地隐瞒的冤假错案。刘尚书带着刑部官员亲力亲为，切实的把不少案子给翻了过来。在燕京日报对此予以报道和称赞后，刘青天的内心不知道多么骄傲和满足了。
可惜，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该死的一场大雨居然冲出了那么多的秦简，而其内容居然主要就是和刑部有关。
但是让刑部恼火的是，就出土的秦简上来看，在精细程度和可操作性上，秦简上的法令完全吊打了《大明律》。
比如说，在盗贼入室抢劫这个问题上。睡虎地秦简和《大明律》都明确规定，对这样的歹人，户主杀之无罪。但是《大明律》到了这里就完了。而秦简上却继续规定了：户主如果打不过歹人，高声呼叫后，邻里八方听到了却不出门帮忙该当何罪。如何在事后判别到底是歹人入室抢劫，又或者是户主杀人之后伪造现场的方法。以及如何辨别邻里是否真的听见了呼救（以居住地隔事发地的距离作为判断）等等。
秦法的精细，可见一斑。
这很正常，秦法是法家编写的，作为提倡法治的一家。法家的观点是：严刑峻法是爱护老百姓——让百姓知道犯法的成本极高后，自然就不去犯法了。
同理，作为性恶论者，法家还坚持在制定法令前，预先把所有的人都想成是坏人。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制定各类法令——如此，如果百姓不犯法，法令对其就不会产生伤害。而一旦百姓犯法，各种预设的法令早就在那里等着了。
而等到儒家一统，秉持“有教无类”的儒生来制定法令，那就要先讲教化，教化不通的，才考虑动用法律来制裁。总之，尽可能的在道德层面解决问题，实在不行才述诸法律。
比如说，在子女不孝这个问题上。《大明律》的规定是：如果有老人状告自己的子女不孝，首先要乡老、里长进行调解、教育，实在搞不定的，甚至出了人命的，那才能够上县衙找县令。而睡虎地秦简上的规定是：先把被老人告发的子女抓起来！然后再来慢慢调查情况。
总之，由于大明朝到了这会儿已经是伪君子满地走的年代，所以儒家那一套靠道德治国的东西，早就让百姓和相当一部分官员不满了。这干脆明确、可操作性极强的秦简法令一旦问世。顿时就让全国各个阶层感到耳目一新。
然后刑部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