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实质是结构性过剩，是过剩与短缺并存。例如，我国高性能不锈钢的产量远远无法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目前世界高性能不锈钢的产量约为30万吨，而中国的产量只有1万吨。长期以来，我国缺“核”少“芯”的问题一直存在，目前国内近八成的芯片依赖进口，其中高端芯片进口率超过九成，“芯片”也超过石油成为国内第一进口大户。我国大飞机制造的发动机全部要靠进口，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也很欠缺。虽然现在自主品牌的汽车也在迅速发展，但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全是外国企业生产的。我国是医药大国，但以仿制国外药物为主，仿制药占比超过90％，外资医疗设备垄断国内市场，高端医疗器械的70％～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如此等等。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实质上就是要从生产方式入手，是完全正确的。
2.研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关系
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的多元关系、分配的多种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交换关系包括日益发达的国内交换关系（国内市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换关系（国际市场）；要警惕新时期商品交换关系的肆意入侵、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滋生和蔓延等。
3.研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国家关系
（1）这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后者对前者又具有反作用。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经济是政治的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取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毛泽东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时明确指出：“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2）这在经济思想史上也可得到佐证。
“经济”的古希腊词源是指家庭或庄园的管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把“经济”从家庭（庄园）管理层面拓展为国家治理层面。而古典经济学严格地说就是政治经济学。19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李斯特认为，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有一中介体——国家，在现实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比较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先进的国家或者不受后者的欺压，必然要依靠国家的干预。李斯特称自己的学说为国家主义经济学，以与所谓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第一次公布了该书的六册结构计划，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国家”成了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充分证明经济发展不能离开政治的作用和国家的干预。
从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从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直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从1984年提出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到1992年明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积极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从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哪一项、哪一步不和政治的作用和国家的干预有关？
西方主流经济学标榜所谓“价值中立”，鼓吹经济学要远离政治，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学术性”和“科学性”，这不仅严重脱离实际，而且是十分虚伪、自欺欺人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政治、国家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存在，而在于政治、国家关系如何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必要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党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一定要具备战略思维能力，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要做到既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既熟悉国情又把握世情，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这种战略思维，就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而是要把经济和政治、中国和世界综合起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