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于是赵登科回营禀报范时绎，赵登科不抓住他已经奇怪了，更奇怪的是，范时绎亦不抓他，只命赵登科继续跟踪诱问，而那人也就说了“实话”。
他说他姓蔡，是正黄旗属下，父亲已死，长兄蔡怀瑚袭了庄头，二哥叫蔡怀琏，三哥叫蔡怀琮，弟弟叫蔡怀珮，他本人叫蔡怀玺。又说庙神告诉他两句话：“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范时绎认为此人既非酒醉，又未病狂，而怪异诞妄如此，本想拿他驱逐出境，又怕他到别处去妖言惑众，所以暗地里严行监视，奏闻请旨。
哪知就在此时，十四阿哥派人将这个蔡怀玺送到范时绎那里。范时绎不收，派一个把总华国柱将他送回汤山。到了晚上，十四阿哥派人来说，这是一件小事，不奏报皇上了。应该如何处置，请范总兵瞧着办。
原来皇帝想坐十四阿哥一个谋反大逆的罪名，才能将他守陵的差使撤掉，调回京来，加以幽禁。但十四阿哥已知道皇帝的用心，谨言慎行，防范甚周，无可奈何之下，皇帝只好使出买凶栽赃的无赖手段了。
于是由亲信侍卫跟内务府商议，找到了蔡怀玺这么一个妄人，撞到汤山来跟十四阿哥纠缠。那喇识破奸计，根本不理。赵登科以及他的长官把总华国柱都是知道这件事的，范时绎不必说，早就奉了密旨，所以故意纵容蔡怀玺，任他在外游荡。照常理来说，不管蔡怀玺是真的来投“真命天子”，还是有失心疯，反正只要说什么“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的话，便当逮捕审问。如今大反常态，益见得作奸作伪，是有预谋的，不过手段拙劣如此，令人齿冷而已。十四阿哥属下抱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应付此事。蔡怀玺技穷无奈，便写了张字帖，硬闯十四阿哥府里去耍赖。
十四阿哥手下不打他、不骂他，只将字帖前两行裁去，连蔡怀玺一起送给范时绎。纠缠到此，实在无计可施了，范时绎只好将经过情形，详细奏报，虽不敢明说蔡怀玺的真正身份及来意，不过吞吐其词，明眼人一望而知，内有蹊跷。
皇帝一看十四阿哥将字帖前两行裁去，根本不涉做皇帝之事，要诬赖都诬赖不上，便朱批指示，已另派人前来审理。蔡怀玺不妨抓起来审，“二七便为主”这一句，“你只作不知，从蔡怀玺口中审出就是”。这是皇帝教大臣用买通盗贼诬赖的手段，去害同母的胞弟。
过不了几天，京中派来三名钦差，一个贝勒满都护，其余两个都是御前大臣。将蔡怀玺拘来一问，自道曾向十四阿哥府中投书，细问他字帖中的言语，拿出来与十四阿哥原送的字帖核对，少了二行，是“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这几句话。
于是，满都护便传十四阿哥来问话。皇帝派满都护为钦差，就因为他是贝勒，而十四阿哥此时已降成贝子，爵位低一级，如果不来，便可坐以抗命之罪。十四阿哥知道皇帝的用心，所以来了。
来是来了，却将范时绎跟满都护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同时揭破一个秘密。
十四阿哥指出，蔡怀玺经常受把总华国柱的招待，饮酒食肉，谈笑甚欢，所以蔡怀玺是范时绎指使出来的！他又责问范时绎，何以不办蔡怀玺，算不算包庇纵容？
此言一出，满都护的态度大变。他是恭亲王常宁的儿子，跟十四阿哥是嫡堂弟兄，他不说话，马尔赛、阿克敦在地位身份上，对十四阿哥就无法作任何严格的要求。因此，原来设计的利用满都护来箝制十四阿哥的计划，完全落空，范时绎被骂得窘迫不堪，所以对满都护大为不满。
及至复奏，勉强替十四阿哥安上的罪名，只是“奸人投书，并不奏闻”。皇帝不能办他重罪，只命在寿皇殿外，造屋三间，将十四阿哥幽禁。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已为皇帝所笼络，次子很孝顺父亲，皇帝下令拿他跟父亲拘禁在一起。
除此以外，凡与皇帝不和，或者皇帝所忌的弟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皇长子直郡王，雍正十二年幽禁而死，年六十三岁，以贝子礼下葬。
皇二子，也就是废太子，早在雍正二年年底，便已死在咸安宫幽禁之地，追封为理亲王。
皇三子诚亲王，一向为皇帝所忌，先是拿他的门客，主修图书集成的陈梦雷充军到辽东；雍正六年，将诚亲王以“贪利”的罪名，降为郡王；八年二月复晋为诚亲王；但三个月后，就借故论罪，削爵拘禁于景山永安亭；又两年死在幽所，以郡王礼下葬。
皇五子恒亲王是九阿哥的同母兄，也是宜妃的长子，为人谨慎小心，总算平平安安，但抑郁寡欢，与诚亲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一直成为疑案。
皇十子敦郡王，在皇帝看，他亦是八阿哥、九阿哥一党，所以早在雍正二年四月，便以小小的罪名，夸大其词，将他削爵幽禁，到今还在高墙之中。
皇十五子在十四阿哥召回京后，封为贝勒，代守景陵，八年二月晋为愉郡王，但守陵等于放逐，所以第二年就抑郁以终。
最骇人听闻的是皇帝的第三子，实际上亦就是皇长子弘时，在雍正五年八月初六，突然暴死，传说是皇帝所杀。
上谕中只说皇三子弘时年少行事不谨，削爵除去宗籍，接着便宣布了弘时的死讯，其时是雍正五年八月初六。
弘时之死，引起了许多流言。一说是他为人耿直，对于皇帝诛除异己、屠戮手足，颇有反感，一次公然批评皇帝做得过分，以致奉旨赐死。
又一说是弘时秘密加入了天主教。而为皇帝所痛恨的贝勒苏努，全家皆奉天主。皇帝降旨干预时，竟然表示：“愿甘正法，不能改教。”此时苏努以“涂抹圣祖朱批奏折”的罪名，为刑部定罪“应照大逆律，概以正法”。于是弘时为苏努求情，说苏努的子孙有四十人之多，如果一概正法，未免过苛。又说信教亦不算不忠，孝庄太后不就以汤若望为教父？再一追问，原来弘时亦已受洗。皇帝勃然震怒，认为非采取决绝手段，不能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天主教之上，所以一面以苏努子孙“多至四十人，悉以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为词，“暂免其死”；一面杀了自己的儿子，以为大臣再入天主教者戒！
又有一说是，弘时与他的弟弟弘历不和，泄露了弘历的秘密。弘历在皇帝心目中，至重至宝，因为先帝曾称许弘历“福大过我”，皇帝认为这就是先帝默许他大位的明证。若非如此，弘历之福，何能大过祖父；起码也要做了皇帝，福气才能跟祖父相提并论。而要弘历做皇帝，自然又非让弘历之父做皇帝，统绪才能相接。
因此早在雍正元年，祈谷大祀礼成，皇帝便召弘历入养心殿，将祭品中的神胙，特赐一器，暗示付托之本，让他承福受祚。
到了这年秋天，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宣谕满朝文武，道是：“皇考在日，曾经降旨给你们诸大臣，在万年之后，一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为你们做主，一定会让你们心诚悦服。我自即位以来，上念列祖列宗付托之重，夙夜兢兢，唯恐不克负荷。从前我在藩邸时，待人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但是那时候未任天之重，今类比昔，哪里可以疏忽？”
接着又说，先帝为了二阿哥之事，大为忧烦。惩前毖后，他不能不预作筹划；只是先帝已有不立储的指示，所以他不能特建东宫。不过，皇位的继承人，他已经选定，亲笔写明，封在锦盒之中。这个锦盒摆在乾清宫世祖御笔“正大光明”这块匾额后面，这是全宫最高之处。锦盒也许摆在那里几十年，也许几个月。只要他一死，受顾命的大臣，就得立刻将锦盒取下来，照他指定的皇子，拥护即位。
不管他此举的作用是暗示储位已定，还是当时手足之间，情势险恶，深怕一旦遇刺，继位无人，但大家都相信他所写的名字是已被封为宝亲王的弘历。
到了雍正五年，凡是反对他的弟兄及大臣，死的死，幽禁的幽禁，最后连他亲生之子，在他认为不能再留在世上时，亦像太祖杀长子褚英那样，毅然决然地处死。乾坤大定，皇位已如磐石之固，可是另一桩恼人之事发现了。
不是他独有的发现，只是通国皆知，最后才让他知道，他已经有了四款播传人口、宣扬四海的人伦大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
他本来以为宫禁秘密，只有京中少数人知道，一方面厉行箝制，一方面修改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遮盖得很严密。哪知道历年以来，各王府下属被充军的，沿路为他“卖朝报”，沸沸扬扬，成了头号大新闻。尤其是充军到广西的，取道湖南，所经之处，颇多人口稠密的集镇，那些被充军的，一到了宿店，头一件事就是高声招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新皇帝冤枉我们，只有老百姓能替我们申冤！”又说：“至多问我们的罪，哪好封我们的口。”等百姓聚拢了，便大谈新皇帝的新闻，听得人目瞪口呆，但是要不相信又何可得？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胆造这种谣言，而况讲这些新闻的又不止一个人，更何况没有官、没有兵去禁止他们不准这么说！
解送的官兵，早受了笼络。也是出于同情，不会去干预他们。地方上的小官，不知他们是何来头，又是这种“疯话”，不敢干预；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得到报告，装作未闻，因为这些事管不得，一管就会有极大的麻烦。皇帝问一句：“既然如此，你何以不拿他们即时抓起来？”试问何词以答？反正只是路过，住一宿，打个尖，送走了不就没事了？
不久，由于一桩文字狱，牵连出许多宫廷内幕，皇帝才知道自己在天下子民心目中，竟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物！
本来文字狱在雍正朝已非一件，最早是查嗣庭典试江西获罪。有人说他出了一个题目，叫作“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维止”二字，乃是雍正去头，大不敬，因而被诛。
又有人说，查嗣庭做了一部书，叫作《维止录》，说是取明亡如大厦将倾，得清维持而止之义，其实不然，内中所记，多是宫廷暧昧，第一页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由这语气，可以想见，对皇帝是不会有好话的。
又有一说，查嗣庭书法名震海内，有个满洲大官想求得他的一幅字，托琉璃厂设法。琉璃厂转托了查嗣庭的小厮，许以重酬，那小厮求主人，查嗣庭答应了他，而半年不替人家写。琉璃厂天天催逼，那小厮怨恨不已，一天深夜看主人屋中有灯光，从门缝中悄悄张望，但见查嗣庭秉笔疾书，写完，将一本册子藏在书架最后层，那小厮便偷了出来交给琉璃厂，因而起祸。
逮捕查嗣庭是在深夜，全家十三口，无一幸免。书中有一条记浙东有个小市镇，叫作诸家桥。有个村学究，在当地的关帝庙题了一副对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诸、朱同音，显然未忘大明天下，因而亦受株连，村学究冤枉送了一条命。
文字狱大都发生在江浙，唯有曾静一案发生在湖南。有个举人叫曾静，遣他的学生到川陕总督岳钟琪那里去投书，劝他举义反清。他说岳钟琪是岳武穆的后裔，而清朝为金之后，岳飞与金兀朮是死对头，岳钟琪不该为清朝效力。其中又谈到皇帝是如何不堪，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种种极恶大罪，根本不配为君。
岳钟琪如何能接受这种举人的议论，立刻检举。皇帝特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到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提曾静审讯。这一下又牵连到浙江名门的一个已故遗民吕留良。
原来曾静是吕留良的学生，当捕获到，严刑审讯时，曾静自道他的种族之见，得自师傅。于是已死多年的吕留良，复受株连。他有个儿子叫吕葆中，是康熙四十五年的探花，即令身死，也跟他父亲一样，不能免祸。
此案株连甚广，从雍正七年开始，直到雍正十年年底，方始结案。而结果令人大出意外，凡受牵累者，诛戮甚惨，吕留良剉尸枭示，财产入官，吕葆中亦复如此。另一个儿子吕毅中斩立决，其他家属充军的充军、为奴的为奴，独独元凶首恶的曾静、张熙师徒，独邀宽宥。
皇帝作此出人意表的措施，是有一番解释的。他说：曾静、张熙大逆不道，以情罪而论，万无可赦。但他不杀此二人，实有隐衷。
隐衷是什么？是保定岳钟琪。当张熙奉师父到岳钟琪那里投书以后，岳钟琪惊惶过甚，处置方面，并未细细筹算，随即邀集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在密室中严审张熙，要查出主使之人。
哪知张熙的口风极紧，上了刑器还是不肯吐露。过了两三天，岳钟琪情急无奈，只好想了个骗张熙的法子，答应他起事反清，但要他将主谋的人请来主持大事，为了取信张熙，设下香案，盟神设誓，张熙方将曾静的姓名供了出来。
皇帝说，当时岳钟琪将经过情形奏报到京，他看了之后，大为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发奸擿伏，不惜与奸人盟誓，实在令人感动。如今要杀了曾静、张熙，岂不是让岳钟琪违背盟誓，不得善终？所以不能不网开一面。
何况，曾静不过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摇惑，捏造谣言，诽谤君上的，实在是阿其那、塞思黑门下的凶恶之人，发遣到广西时，一路造谣。如非曾静案发，皇帝何由得知真相？
这意思是皇帝认为曾静给了他一个解释谣言的机会，将功折罪，所以宽宥。事实上，皇帝确是因此而作了一篇空前绝后的文章，题目叫作《大义觉迷录》，就外间所说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名，一一申辩，详尽非凡。
皇帝自信过甚，大逞辩才，哪知效果适得其反，真合了“欲盖弥彰”这句成语了。
自《大义觉迷录》颁行以后，四海臣民无不知皇帝有此惭德。凡是跟皇帝亲近的人，则无不替他难过。于是怡亲王允祥在勤劳过度与中怀郁结的外感内伤交迫之下，一病不起。
怡亲王允祥死于雍正八年五月。这在皇帝是一件非常伤心之事！皇帝没有几个真正有感情的亲人，允祥是其中之一。因此饰终之典，逾越常度。
死后的第二天，皇帝亲临奠酒，随即颁了一道上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
下一天又召集群臣，历举怡亲王的种种功德，将允祥之“允”恢复为“胤”，配享太庙，谥字为“贤”，上面另加八字：“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称为“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怡贤亲王”。又将他第四子弘晈封为宁郡王。此外建祠，另定坟寝之制，岁岁赐祭，都是下不为例的特恩。
其时十四阿哥已改禁在圆明园旁边的关帝庙。可能怡亲王临终时曾为他求恩，所以皇帝命大学士鄂尔泰去跟十四阿哥说，打算把他放出来，加以重用。
哪知十四阿哥始终不屈，要命可以，要想用他办不到。回奏中说：皇帝先杀了鄂尔泰，他才能出来受任办事。这样的态度，自然不必谈了。
雍正十三年八月，皇帝得了心疾，晕厥复苏，自知不久于人世了，特旨召见十四阿哥。
十四阿哥不奉召。于是宝亲王弘历跪在他胞叔面前说：“十四叔，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太太分上，请去一趟。”
旗人称“太太”是指祖母，十四哥看在死去的母亲分上，勉强到养心殿东暖阁去见驾。
这一母所生的两兄弟，十年不曾见面了。一个即将就木，一个万念俱灰，过去的恩恩怨怨，此时都不必再谈了。皇帝只说：“弟弟，我把侄儿交给你！”
这是托派，亦即受顾命，十四阿哥始终倔强，平静地答说：“皇上的恩典不敢受。我有病。”
皇帝想了半天，只叹一口气。
到得第三天，皇帝驾崩圆明园，遗命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顾命大臣，宣读遗诏：“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太子之旨也。其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识见。今既遭大事，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嗣皇帝哀哭尽礼，定期即位，改明年为乾隆元年。不过，在未即位以前，嗣皇帝就翻案了。不是有意违父之命，而是先皇有许多做错了的或者不该做的事，一一拿它矫正过来。
第一件事，定庙号为“世宗”。雍正皇帝，亦如前明的世宗，为晚年的修炼之术所累，养了几个道士在西苑，后来骤得暴疾，亦可能是服了道士所修炼的金石药有关。所以皇帝在大行皇帝驾崩的第四天就颁了一道上谕：“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谣生事，皇考向朕与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驱逐了道士又警告和尚，着礼部传旨，通行晓谕：“凡在内廷曾经行走之僧人，理应感戴皇考指迷接引之深恩，放倒深心，努力参究，方不负圣慈期望之至意，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此等之人，在国典则为匪类，在佛教则为罪人，其过犯不与平人等。朕一经查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
又一件事是废皇子改名之例，却又假托先帝遗命而行。
原来御名弘历，下一字已将“曆”字下面的“日”改为“止”，写成“歷”字；上面一字依雍正之例，亦应改写，所以特颁上谕，说他与弟兄的名字，都是圣祖仁皇帝所赐，载在玉牒，如果因为他一个人，让弟兄的名字统统改过，于心实有未安。
接下来便是为他父亲补过了，“昔年诸叔恳请改名，以避皇考御讳，皇考不许。”他在上谕中这样说，“继因恳请再三，且有皇太后祖母之旨，是以不得已而允从。厥后常以为悔，屡向朕等言之。即左右大臣亦无不共知之也。”接下来讲一篇避讳的道理，归结于：“朕所愿者，诸兄弟等修德制行，为国家宣猷效力，以佐朕之不逮，斯则崇君亲上之大义，正不在此仪文末节间也。”
当然，大家最注目的是雍正弑兄屠弟一案，如何翻法？皇帝首先是矜恤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而且将他们两人说成“不孝不忠获罪于我圣祖仁皇帝”，很巧妙地说成“皇考即位之后，二人更心怀怨望，是以皇考削籍离宗”，表示雍正屠弟是行家法。不过“阿其那、塞思黑孽由自作，万无可矜，而其子若孙，实圣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则将来子孙与庶民无异”。最后又为先帝开脱，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皇考本意。其作何办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并且声明，有两议三议，亦准具奏，表示并无成见横于胸中，只求集思广益。
不久，又将他的胞叔自圆明园关帝庙中释放，同时做了一件使他胞叔稍减怨气的事。恂郡王的长子弘春，在雍正时，竟出卖他的父亲，被先帝封为贝勒，后晋封郡王。皇帝对这个卖父求荣的堂弟，深为鄙视，特颁上谕：“弘春蒙皇考圣慈，望其成立，晋封郡王，加恩优渥，此中外所共知者。乃伊秉性巧诈，愆过多端，于上年奉旨革去郡王，仍留贝子之职，冀其悔过自新，伊仍不知悛改，家属之间，不孝不友。其办理旗下事务，始则纷更多事，后则因循推诿，种种不妥之处，深负皇考天恩，着革去贝子，不许出门。令宗人府将伊诸弟带领引见，候朕另降谕旨。”不许出门等于幽禁，所以大快人心。
再有件大快人心的事，是曾静终于难逃一死。本来这一案的处理，显失公平，令人不服。皇帝第一个就是这样在想，不过不能在翻案之中暴露先帝的过愆，所以反复推敲，才找得一个理由。
上谕中说：“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露。”
雍正做得最蠢的一件事，就是不杀曾静，示天下以一己之好恶爱憎，可以无视于纲常法纪，任意而为。皇帝在这一点上，是有力矫正过来了。当然，那篇越描越黑的《大义觉迷录》，本来初一、十五要在学宫为生徒讲解的，此时亦取消了。
对于他父皇的弑兄屠弟，皇帝确是非常痛心的。尤其是弘时之死，在他犹有余悸。一个人何至于连亲生骨肉都不顾，为了权威，毫无矜怜之心？皇帝多年潜心默化，认为太监阴狠残毒，常在一个人左右煽动进谗，不知不觉会受此辈的影响，先帝的残忍一半由此。
因此皇帝整肃宫禁，首先从裁抑宦官着手。他将跟外廷官员在职务上有交接的太监，都改了姓，姓氏一共三个：姓秦、姓赵、姓高。合起来谓之秦赵高。意思是这些人都像秦始皇帝宦官指鹿为马的赵高一样，借以提醒外廷官员及这些太监自己的警惕。
太监的职司中，有一个很重要，名为内奏事处。各部院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的奏折，以及皇帝的朱笔批谕，都经由内奏事处收发，即全固封，但某人上某折，可曾批下，或交军机，或者留中，能够知道，亦可猜测出一个大概的结果，因此，到内奏事处去打听的人很多。
为了防止泄密，皇帝将内奏事处的太监都改了姓王。
这道理很简单，因为王是大姓，如果到内奏事处去打听机密，答说要看王太监，人家必然会问：是哪个王太监？无法作答，就无法找到他想找的王太监了。
皇帝很快地赢得了爱戴。因为他处事很公正，而且也很精明，纪纲与情理兼顾，所作决定，易于为人遵守，臣下就乐于遵守了。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父亲在亲族中间所造成的残酷丑恶的伤痕，被他极力弥补遮掩，带来了祥和之气。阿其那、塞思黑自身的罪名，虽还未获得昭雪，但子孙已得到相当的照顾。对于他的嫡亲的“十四叔”，在私底下更是优礼有加。几次他想恢复十四阿哥的爵位，无奈万念俱灰的十四阿哥坚持不受。
话虽如此，他常常派人去看十四阿哥，又要迎他入宫叙家人之情。十四阿哥亦总婉言辞谢，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愿向他的这个侄子行君臣之礼。
“那么，我去看十四叔。”他向御前大臣傅恒，也是他嫡亲的内弟说，“你跟十四爷去说，我去看他，两不行礼，那总行了吧？”
十四阿哥又觉得不向皇帝行礼，于心不安，所以还是辞谢了。
皇帝这回已定了主意，非看“十四叔”不可。挑了一天，微服简从，悄悄地到了十四阿哥府里，将及门时，方始传旨，十四阿哥不必行礼。
当然，他的堂兄弟都在跪接。十四阿哥感念胞侄的情意，而且亦无法躲避，只得出厅迎接，长揖不拜。
“十四叔，”皇帝还了一揖，“我到你书房里坐。”
皇帝久已听说，十四阿哥即在幽禁之中，亦不忘西陲的军事，如今书房里挂满了西北的舆图，也摆满了有关西北的各种书籍，日夕沉浸其中，往往废寝忘食，所以一到便要去看他的书房。
“也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十四阿哥一开口仍然有着负气的意味，“尽管来看。”
皇帝没有接他的话，意态闲豫地到了书房里，首先问十四阿哥的近况、意兴。
“我是无复生趣的人，多劳皇帝惦念。”十四阿哥淡淡地答说。
话有些接不下去了，皇帝想了一下说：“我一直想跟十四叔来讨教。”
“言重，言重，皇帝天纵圣明，无所不通。我又何能有益于圣学？”
“青海的军队，十四叔亲见亲闻，亲自指挥过的。”皇帝从容说道，“为了大清朝天下，永固边圉，想来十四叔一定会指点指点我。”
这顶大帽子罩下来，十四阿哥无法推托了，而想到大清朝天下，自己只有知无不言的责任，否则就对不起祖宗了。
于是他说：“既然如此，我不能不略贡一得之愚。不过，这不是一两天谈得完的。”
“我原未期望十四叔在一两天之内就能谈完。”皇帝答说，“我天天来。”
十四阿哥心想，所谓“日理万机”，皇帝天天来听他讲解，只觉于心未安。不过这话不必在此刻说，以后看情形再作道理好了。
打定了主意，便即开谈。是从西北西南的形势谈起，以青海为中心，谈进兵之路有几条，沿途山川关隘，攻守之间，宜乎格外注意者何在，哪里是必争之地，哪里是屯兵之处，就着地图，口讲指点，十分详细，谈到宫门将要下钥，必须返跸之时，才只谈了一半。
第二天下午时分，皇帝就驾临了。接续前一天的话头，将进兵之路完全讲解清楚。
第三天才谈到青海，喇嘛势力的消长与西藏、蒙古的关系，以及当地的民情民俗。谈了两天还未谈完。
第五天有大臣进谏了，说皇帝临幸十四阿哥府中，垂询西陲的军务，圣学日勤，不胜感服。但连日离宫，深恐过劳，似乎应该召十四阿哥进宫进讲为宜。
皇帝将这个奏折留中不发，但示意近臣，故意将这个奏折的内容泄露给十四阿哥，看他作何表示。
十四阿哥感于皇帝的诚意，观感已大为改变。所以得知其事，深为不安，到这天皇帝驾临，自己先有所陈奏。
“皇帝连日临幸，未免荣宠太过。从明天开始，我进宫去吧。”
“固所愿也，不敢请耳！”皇帝笑道，“十四叔肯进宫，至少有一好处，我不必赶着日落以前，必得回宫。不过，十四叔住在宫里，亦有许多不方便。我想，在圆明园请十四叔自己挑一处地方住，那就方便得多了。”
离宫别苑的规则，不如在大内那样严格，十四阿哥欣然同意。于是，第二天就到了圆明园挑地方住。
圆明园的所在地名为挂甲屯，在畅春园之北，本来是先帝世宗居藩邸时的赐园，雍正十三年中，陆续添修，已有二十多处景致。皇帝想把它凑成四十景，所以园中各处都有兴土木的痕迹。
园中自然也有正殿，但只在有朝仪颁行时才用，世宗居园最喜欢的一处地方，名为“万方安和”。这处地方的建筑非常别致，是在池子中间起造一座精舍，形如“卍”字，四面通岸，但方向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由于门开通风，门闭聚气，所以冬暖夏凉，四季咸宜。现在的皇帝亦常喜在此地读书，这时为了表示敬礼，打算请十四阿哥住在这里。
但十四阿哥却不愿领他这个情，唯一原因是，处处都有世宗的手泽，容易引起他的感触。
十四阿哥挑中的一处地方，名为“武陵春色”，因为四周桃花极盛，此时正在盛开，所以又名“桃花坞”。皇帝十五岁时，曾经在这里读过书，成亲以后，方始移居“长春仙馆”，同时也有了一个别号，是世宗所赐，叫作“长春居士”。
“十四叔何以拣在这里？”皇帝说道，“这里太小，起居不舒服。另外换一处吧！”
“不！这里好。”十四阿哥指着窗外说，“我爱这些桃花开得热闹。”
“有桃花的地方也还有。”
“可没有这块匾啊！”
十四阿哥指的这块匾，名为“乐善堂”，这是皇帝书斋的名字，他正在刻第一部诗文集子，题名就叫《乐善堂集》。不过，十四阿哥指“乐善堂”是何用意？想来总是表示乐于与人为善。
这样想着，不由得既惭且感。十四阿哥却另有解释：“这里不是皇帝的书斋吗？讲古论今，细谈兵法，自然没有比这里再安适的地方。”
照此说来，十四阿哥是以师傅自居的意思，皇帝随即很诚恳地答说：“是的。我要好好受十四叔的教。”
“这话，言重了。既是为了社稷，我自然不敢藏私。”十四阿哥说，“我有一本西征日记，所记用兵的心得甚多，几时可以拿给你看看。”
到了第二天，十四阿哥果然将他受命为抚远大将军以后所记的日记，拿了给皇帝看。名为日记，其实三五天才记一次：起自奉着正黄旗纛出京之日，迄于奉到圣祖驾崩的哀音。记到此处，恰为半本，后半本已经撕去。足见日记未完，不过以后的记事，十四阿哥不愿公开而已。
即使如此，皇帝已觉得获益不浅，因为毕竟是十四阿哥亲自策划指挥的大战役。调兵遣将、行军运粮，所记的实在情形，跟想象是大不相同的。
尤其使得皇帝感兴趣的是羁縻边疆的手段。看了日记，皇帝向十四阿哥请教，如何“临之以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