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晴也经常来看我，而她来，每一次都会说一句话——
皇上，也不容易。
我没有问过，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的不容易，只是他每天来，都是这样倦怠不堪的神情和通红的眼睛，尽管我什么都不想管，什么也不想去问，也能感觉出他所承受的压力。
更何况，就算我不管，不问，常晴还是会在谈话中，不经意的提起那些事。
申恭矣党羽的拔除，朝政的斧正，太后的国丧等等，这些事虽然费心神，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真正让裴元灏坐立难安的，是南方的民变。
而回到京城，得到更多的消息，才发现事态比想象中的严重得多。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民变那么简单了。
听常晴说，叛逆分子的势力已经完全操纵了江南六省，将长江以南的数个州郡全都划入了他们的势力版图，并且在江上构建了巨大的水军防御营寨，以长江天堑拒北军南下；而扬州等几个在长江以北的大城市虽然没有明确的背叛朝廷投降叛逆，态度却显得暧昧不明，分明已经成为了叛逆势力的前哨战。
这样的计划和安排，不可谓不周详。
甚至，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他们先是和申恭矣勾结，利用在京城的人脉帮申恭矣达到权力的顶峰，怂恿他造反，而借着申恭矣之手让裴元灏加重了对南方的痹症，又趁他在拒马河谷发动叛乱，朝廷无法两头兼顾之时，在南方发动民乱，一举夺取六省。
这江南六省，原本就是天朝最富庶之地，他们以长江南岸的城市作为据点，那里物产丰富，可以为战争提供最重要的军需；而长江南岸的扬州等地，这些地方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又据长江天堑，进可敌朝廷之兵，取皖、鲁等地，退可回长江南岸，安以自守。
而且，虽然裴元灏前些年在江南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却在他为了对付申恭矣行权宜之计的时候，将这些新政一一废除，虽然只是暂时，但那些民众却并不会这么想，繁重的苛捐杂税更是让他们认定了当今天子会秉承以往朝廷对南方的倾轧，继续对他们的贱民的统治。
这样看来，天时地利人和，南方的叛逆势力无一没有考虑到，并且抓在手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回京已经数月，但对于南方的局势恶化，朝廷还是没有一点办法。
回想起来，我是一路看着裴元灏如何从一个不被重用的皇子，慢慢走到龙椅上，每一次的变故，就算会险象环生，也从来都难不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