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下一个节目的主题，我把这个节目称为——“烧焦的人”。
这所社区小学位于格林尼治村第五大道附近，校舍是古老而典雅的石灰岩建筑，外观看起来正如它的校名一样谦逊质朴。但很少有人知道，纽约市里一些极其富有或拥有良好政治关系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
这所学校之所以声名远扬，除了因为它的教学质量极高之外——如果能用这种说法来评价一所小学的话——同时也因为它是这座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艺术场所。
譬如说，在今天——周六晚上八点整，这里即将举行一场音乐演奏会。
而拉尔夫·斯文森牧师此时便在前往这场音乐会的路上。
他穿过唐人街和小意大利区，终于平安来到格林尼治村，沿途没受到任何伤害，被乞丐骚扰要钱的次数也和一般人差不多，而且现在他差不多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他走进一家意式小餐馆，吃了一盘意大利面——他只认得意大利语菜单上的“面”和“饺”两个词。而且由于老婆不在身边，他还点了一杯红酒。这份晚餐十分美味，他在餐厅里坐了很长时间，一边喝着平日被禁止的饮料，一边欣赏眼前的街景，看着孩子们在这个热闹又充满异国情调的街上嬉戏玩耍。
他付了账单，因用教会的基金支付酒钱而生出些微负罪感，接着便继续朝格林尼治村北边走去。他沿着这条路，来到一个名叫“华盛顿广场”的公园。一开始，他认为此地简直就是索多玛城的缩影，但随着他深入这座喧闹的公园，斯文森牧师发现真正有罪的人，就只有在公共场所放音乐、吵得让人受不了的青少年，以及不用纸袋包裹就公然饮酒的那些人。虽然在他的道德观中，他坚信罪人一定会被送进地狱——就像旅馆里那个叫得让他睡不着的同性恋男妓；但他也发现，其实这些在精神上偶有闪失的人，并不像那些注定被打入地狱、永远无法离开的人那样罪无可恕。
然而，公园才走了一半，他便觉得越来越不安，又想起旅馆旁边那个手拿工具、身穿连身工装的男人。斯文森牧师相信，他刚才又见到这个人了——就在他离开旅馆不久，从一面橱窗中发现的。那时他立刻回头查看，但没看到那个工人，只见到一个身穿深色运动夹克的瘦削男人，正在后面盯着他。牧师一回头，这个男人马上把头扭开，并转身向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走去。
是我多心了吗？
也许吧，毕竟这个人和刚才那名工人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就在牧师离开广场公园，往北走在第五大道上闪躲人行道上数以百计的直排轮溜冰者时，他又感觉被人跟踪了，感觉好像后面又有人在打量他。这次，他捕捉到的是一个戴着厚重眼镜、身穿棕色运动外套和t恤的金发男人。斯文森牧师发现他的目光确实投向自己所在的地方，而且，这个人也紧随他的脚步，穿过马路走到和他同一边的人行道上了。
然而现在，他相信的确是自己多心了。这几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不可能全都在跟踪他。放松点儿，他心想，又继续沿着挤满出外享受春日夜晚的人的第五大道，走向那所社区小学。
斯文森牧师抵达社区小学的时候大概是晚上七点整，离学校开门还有半个小时。他放下公文包，双臂交叉叠在胸前。随后又想到，不行，他应该把公文包抱着才对。于是他又把公文包提了起来。他沿着学校旁边一座花园的铁篱笆漫步，不时紧张地回头张望。
不，没有任何人。没有拿工具的工人，也没有穿运动服的人，他现在……
“打扰一下，牧师？”
他吓了一跳，马上转过身去。面前站着一个皮肤黝黑、大概两天没刮胡子的高个子男人。
“嗯，有事吗？”
“你是来听演奏会的吗？”这个人说着，指了指那所社区小学。
“是啊。”他回答，努力压抑不安的情绪，不让声音颤抖。
“演奏会几点开始？”
“晚上八点，不过大门七点半就会开了。”
“谢谢你，牧师。”
“不客气。”
这名男子微笑了一下，径直朝学校那边走去。斯文森牧师仍保持警惕，紧张地牢牢握住公文包的提把。他看了一眼手表：七点十五分。
在那似乎永无止尽的五分钟过去后，他终于看见他所等待的东西、他千里迢迢来到此地的目标——那辆挂着政府机关车牌的黑色林肯高级轿车。这辆车停在社区小学前的街边。在暮色中，斯文森牧师眯起眼睛，仔细看向那块车牌。没错，就是这辆车……主啊，感谢你。
两个身穿黑西装的年轻人从车前门走出来，他们左右张望，观察街上的行人——也瞟了他一眼，然后露出了放心的表情。
其中一人弯下身，隔着稍稍降下的车窗，对坐在轿车后座的人说了些话。
牧师知道那个年轻人说话的对象是谁：起诉安德鲁·康斯塔布尔的助理检察官查尔斯·格雷迪。格雷迪和妻子是来参加演奏会的，因为他们的女儿也参加了这次演出。事实上，这位检察官正是他来到这座索多玛城的目的。斯文森牧师就像圣徒保罗一样，进入这个不信仰主的世界，目的是揭露他们生活方式的错误，并将真理带给他们。不过，他打算采用的方法，却比当年的保罗更强硬和坚定：他计划用放在公文包里的手枪刺杀查尔斯·格雷迪。而此刻，那个公文包正被斯文森牧师紧紧抱在胸前，宛如《圣经》中的约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