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奴客部曲门生
奴婢有官私之别。官奴婢在平世，皆以罪没入。争战之世，亦兼以俘虏为之。《晋书·孝武帝纪》：大元十四年正月，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是也。又以之充军赏，诏又言“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是也。终南北朝之世，屠戮丁男，而以老弱妇女充赏者极多。桓温禽袁瑾，瑾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桓玄之败也，其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伎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人有所获。（《晋》、《宋书·五行志》。）陈武帝之破齐军，以赏俘贸酒者，一人裁得一醉。（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吕弘之败，吕纂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为士卒所辱。姚弼攻秃发傉檀，州人王钟等密为内应，傉檀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乐都之溃，傉檀喻其众曰：“若归炽磐，便为奴仆矣，岂忍见妻子在他人抱中？”赫连勃勃兄子罗提攻姚兴将姚都于定阳，克之，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赏。观此等记载，可见当时以俘虏充赏者之多。宋孝武帝克广陵，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论者以为至酷，其实孝武特不应以此施诸本国之民，至以此施诸敌国者，其事初不可一二数也。疆埸之间，战阵之际，将帅以抄略自利者亦多。魏济阴王小新成之子丽，为秦州刺史，讨破吕苟儿、陈瞻，枉掠良善七百余人，则其一事。《北史·李崇传》：孝文初，为荆州刺史。边戍掠得齐人者，悉令还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许人。两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周书·韩襃传》：保定三年，出为汾州刺史。先是齐寇数入，民废耕桑。襃伏击之，尽获其众。故事：获生口者并囚送京师。襃奏请放还，以德报怨。有诏许焉。自是抄兵颇息。此等事不易觏矣。
以俘虏作奴婢者，尤莫如索虏之酷。魏初用兵，本为俘掠，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其时以奴隶若隶户为赐者即甚多。后来吞并割据诸国，（世祖之攻赫连氏及冯文通，皆以生口班赉，见《魏书·本纪》始光四年正月、五月，神三年十一月，延和元年八月。《高宗纪》：兴安二年十二月，诛河间鄚民为贼盗者，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则不惟施之敌国，亦且施之本国之民；不惟施之反叛，亦且施之盗贼矣。）及其入犯中国，亦多如是。（《世祖纪》：真君十一年四月，正平元年三月，皆以南伐所获生口为赐。《高祖纪》大和三年六月，五年四月亦然。十八年十二月，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十九年二月，车驾至钟离，军士擒萧鸾卒三千，帝曰：“在君为君，其民何罪？”于是免归；此盖一时之措置。故其后世宗永平元年十二月，肃宗熙平元年三月，孝静帝武定六年正月，即复以县瓠、硖石、寒山之俘分赐矣，皆见《纪》。段韶破东方白頟，显祖以吴口七十为赏，见《北齐书·韶传》。尉迟迥之陷蜀，吏人等各令复业，惟收僮奴及储积，以赏将士，在虏之用兵，实为罕见。盖以蜀地险阻，虑其复叛也。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其平陈也，敕有司曰：“亡国物我一不以入府。”然犹大陈奴婢、货贿，令王公、文武以射取之。积习之难改，可谓甚矣。事见《隋书·韩禽虎传》。）其尤甚者，则为青、兖及江陵二役。慕容白曜陷无盐，即欲尽以其人为军实，以郦范言得免。及青、兖州陷，卒徙其民望于下馆，置平齐郡以居之，其余则悉以为奴婢，分赐百官焉。江陵之陷，于谨选男女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悉杀之，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是役也，谨获赐千口。长孙俭以元谋，亦获赐三百口。谨子翼传云：谨平江陵，以所赐得军实分给诸子，翼一无所取，惟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别待遇之。《唐瑾传》云：瑾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江陵既平，衣冠、士伍，并没为仆隶。瑾察其才行，有信善者，辄议免之。赖瑾获免者甚众。时论多焉。《隋书·艺术·庾季才传》言：郢都之陷，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周文帝问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昭异度；晋平建业，喜得士衡；伐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缙绅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切哀之，故赎购耳。”大祖乃悟，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然则以儒为驱，正不待胡元之入，而后有此酷矣。《周书·武帝纪》：保定五年六月，诏有“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之言。建德元年十月，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然至六年十一月，仍有“平江陵之日，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之诏，则其前此之令，未能尽行可知也，亦云酷矣。然沈璞之守盱胎，臧质收散卒千余人向城，众谓璞勿受，而璞叹曰：“贼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宋书·自序》。）则儒之为驱，已为有幸矣，民族可无武备以自卫哉？
民间私奴，多因贫穷而粥卖。《晋书·惠帝纪》：元康七年，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陶回传》：迁吴兴大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粥卖，以拯一时之急。盖卖买奴婢，法本有禁，凶荒之际，粥卖者多，禁之既力有所穷，又不能纵而不问，乃为是权宜之计耳。其平时民间粥卖，不至彰著耳目者，则法之置诸不问久矣。故其事之见于史者颇多。《晋书·忠义传》：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欷歔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粥己以偿之。同郡许子章，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齐书·孝义传》：公孙僧远，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吴康之妻赵氏，父亡弟幼，值岁饥，母老病笃。赵诣乡里自卖，言辞哀切。乡里怜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免。吴达之，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与之同财共宅。《南史·孝义传》：朱文济自卖以葬母。《周书·王德传》：子庆，小名公奴。初德丧父，家贫无以葬，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因遭兵乱，不复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庆。皆其事也。粥卖之多者，皆在兵荒之时。如《魏书·岛夷传》言：侯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卖粥，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陈宝应因东境饥馑，平民男女并皆自卖，多致玉帛子女是也。（详见第十三章第七节。）国家亦间有救正之策，如姚兴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是，然其效盖微矣。
粥卖之外，又有以人为质者，亦谓之贴。《晋书·桓冲传》云：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宋书·何承天传》言：时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齐书·孝义传》：公孙僧远弟亡无以葬，身自贩贴与邻里，供敛送之费。《良政传》：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新安大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皆其事也。《齐书·陆澄传》：扬州主簿顾测，以奴就澄弟鲜质钱，鲜死，子晖诬为卖券，合第十七章第一节所述杨元孙以婢贴与黄权之事观之，可知卖与质之别也。
以力胁迫人为奴婢者曰掠。既胁迫之，而又粥卖之以取利曰掠卖。大者如熊昙朗之缚卖居民，（见第十三章第七节。）小者如《南史·柳仲礼传》言：其弟敬礼，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是也。亦有身为官吏，而为此不法之事者。如《魏书·酷吏传》：羊祉为秦、梁二州刺史，坐掠人为奴婢，为御史中丞王显所弹免是也。据《魏书·刑法志》：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和卖人法盖不能尽治，掠人及掠卖人，则尚不能置之不问。《北史·高谦之传》：谦之弟道穆，正光中为御史，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为憾。至是，世哲弟神轨，为灵大后深所宠任。会谦之家奴诉良，神轨左右之。人讽尚书，判禁谦之于廷尉。时将赦，神轨乃启灵大后发诏，于狱赐死。此事虽出搆陷，然合羊祉之事观之，可见胁迫人为奴婢者，其罪甚重也。然官吏之不法者仍多。元暹为凉州，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魏书·景穆十二王传》。）邢峦在汉中，因百姓去就，诛灭齐民，籍为奴婢者二百余口。冯熙为州，取人子女为奴婢，有容色者，则幸之为妾。此皆罪不容于死，然法固不能尽治也。因之掠卖人之事颇多。丧乱之际，虽贵胄亦不得免。如晋惠帝贾皇后女临海公主，洛阳之乱，为人所略，传卖与吴兴钱温是也。（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镇建康，主诣县自言，元帝为诛温及女。）亦可慨矣。
古之有奴婢者，皆使事生业，故其数可以甚多，说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晋、南北朝之世，犹有此风。石崇之败也，有司簿阅，仓头八百余人。刁协孙逵，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陶淡家累千金，僮客百数。谢混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东乡君薨，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大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详见第十七章第二节。）沈庆之奴僮千计。魏咸阳王禧，奴婢千数。高崇家资富厚，僮仆千余。王叡子椿，亦僮仆千余。赵黑及张宗之之后，皆家僮数百。老寿败后，妻常氏，收纪家业，稍复其旧，奴婢尚六七百人。北齐娄提，（昭之祖。）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周薛善家素富，僮仆数百人。此中除一二豪侈之士，庸或多以之供使令外，（如石崇等。）使事生业者必多。（故奴婢多者田业亦多。）《陈书·程灵洗传》，言其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伎妾且然，况于奴婢乎？中人之家，则大抵有奴婢一二十人。王僧达请解职，自言“婢仆十余，粗有田入，岁时是课，足继朝昏”；《颜氏家训·止足篇》云：“常以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翄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分求之。”是其证。陶潜与子书曰：“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此则家无仆役者。设有所蓄，亦不过一二人。又不逮中家之业矣。
私奴中亦有佳人被抑者。《晋书·熊远传》：远祖翘，尝为石崇仓头，而性廉直有士风，潘岳见而称异，劝崇免之，乃还乡里。《魏书·索敞传》：初敞在州之日，（敞敦煌人，凉州平入魏。）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被罪徙和龙。届上谷，困不能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见世隆，语其由状，对泣而去，为诉理得免。是其证也。
《齐书·萧景先传》：景先遇疾，遗言曰：“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则奴婢之事力作者，初不求其俊巧。然权势之门，不必其皆如是。故《魏书·文苑传》言：温子昇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焉。《北史·恩幸传》言：赵邕以少年端谨，出入李冲家；颇给按摩奔走之役，冲令与诸子游处，人有束带谒冲者，时托之以自通。按摩奔走，盖去奴仆无几？而谒者托以自通，则权势之渐矣。《颜氏家训·风操篇》云：“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僮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中国士大夫之风教，固非虏朝之士所能及也。《魏书·恩幸传》：王仲兴兄可久在徐州，恃仲兴宠势，轻侮司马梁郡大守李长寿，遂至忿诤。可久乃令僮仆邀殴长寿，折其骨。《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之孙诞，为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家之奴隶，悉迫取良人为妇。则更不法之尤矣。
晋、南北朝之世，僮奴多习武事。盖由时值丧乱，畜奴者多武人，又地方豪右，亦藉僮奴以自卫故也。刘伯根之起也，王弥率家僮从之；法秀之乱，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余人，招结奴隶，谋与相应；（《魏书·高祖纪》大和五年。）则藉其力且可以为乱矣。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道，直至临海，临海大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灵运非能为乱者，而其声势如此，武人及土豪可知。职是故，当时有奴客者，往往怀不逞之心，而亦易招疑忌。蔡兴宗说沈庆之曰：“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数百。”封士让启斛律光曰：“家藏弩甲，奴僮千数。”胡灵后欲出张烈为青州，议者以烈家富殖，僮客甚多，虑其怨望，谓不宜出为本州，（烈，元义党。）宜矣。奴既习武，故亦可以从戎。尉迟迥之叛，梁士彦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而身继之，所当皆破，其著者也。职是故，充兵者或以奴自代，而朝廷亦时发私奴从军。《晋书·何充传》：充入领扬州。先是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所谓中兴时已发三吴者？《王敦传》言：“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渊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是其事。其后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武十三王传》。）此等勉强不得已之众，束缚驰骤而用之，夫安得不偾事？（《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案为奴者为国驱驰，苟非有功，即须仍还奴籍，安足为劝？而为之主人者，又以丧失财产为虑，主奴皆怨，其众复安可用邪？）《魏书·高谦之传》：谦之上疏曰：“自正光已来，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别倩他人引弓格。虚受征官，身不赴陈。惟遣奴客充数而已，”此亦魏之兵力所以不振欤？
兵亦役也。发奴以从军，即责其主出奴以应役也。故亦可发奴以应他役。《晋书·食货志》：咸宁元年十二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惠帝本纪》：大安二年，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以给兵廪。《苻坚载记》：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斥卤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赖其利。梁武帝大同九年二月，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配送司州。此等苟能善用之，似较使从征戍为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