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话过后，我发现他们对这个话题完全不是偶然兴起。我渐渐意识到，他们此来可能就是想打听甜蜜公寓二次爆炸的内幕。出于首度正式合作务必诚恳的做人原则，我基本上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了他们。客观地说，有夸大其词之处，也顶多是将事件进程中相关人物的心态情状，尤其是其中模糊不清的地方稍作调整。我敢保证，对于事实本身未作任何伪饰演绎。
完全没有想到，在反复确认我对鲍天啸何以如此作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之后，他们突然告诉我，鲍天啸那种做法完全合乎逻辑。说话的那位在这里稍作停顿，诡秘地笑笑。他说，鲍天啸是军统地下抗日武装行动人员。
那天中午在川菜馆，我相信了他们，也认为他们要我对故事情节作些细微改动的要求合情合理。他们说，在设计行动的讨论过程中，有一位女同志误解了鲍天啸，把谨慎当成胆怯，责备他是懦夫，可能还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个情况他们也是刚刚才知道），无论如何，这些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因为面对艰险，就算是鲍天啸一时畏惧，那也是人之常情。英雄不拘小节。另外一个人又补充道：知其不可为，而最终为之，那更是大英雄。
那天下午我回到特工总部，又觉得那其中有很多细节，用“鲍天啸是军统人员”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不能解释清楚。我让丁鲁带几个人跑了一趟甜蜜公寓，把老钱秘密拉进76号。在高洋房底层楼梯背后那个小监室里，吓得快要尿裤子的老钱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他的说法再一次让我疑窦丛生。他说，打耳光那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是鲍天啸自己编的。有一天下午（他说的大概是鲷鱼宴前的傍晚），蒋存仁拉着他一起跑到鲍天啸房间，要鲍天啸说清楚欠的债到底怎么办。鲍天啸指天画地答应他们，他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不过有一件事要大家再帮一下忙。他讲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故事，关键是，他要大家把这个故事传出去，不管用什么办法，最好是让三楼的人听到。
“什么故事？”
“就是那个女人。捉奸，打耳光。”
“他想让你把这件事传到谁耳朵里？”
“可能——主要就是马先生你。”
这是鲍天啸在预先埋下伏笔么？转弯抹角让我相信确实有那么一个神秘女人。提供一个旁证，一条侧面线索。在他猜想中，我一定会转手就把情报告诉林少佐。那样他说的话就得到证实。他总是想把日本人引向那个女人。他设想了一个故事，也想好了如何把听众慢慢带进故事。但他遇到了挑剔的听众，充满敌意、只想把他逼入绝境的听众。
谜团刚刚被风吹散，又合拢到了一起。鲍天啸究竟在甜蜜公寓爆炸事件中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他的壮举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难道他真的只是在后来、当我递给他热水瓶时才想到还有另一颗炸弹？真的有那个女人么？可他为什么要编造那些故事呢？
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确定，不管有没有她，她是一个真正的活人也好，她是完全向壁虚造的小说中人也罢，哪怕她仅仅诞生于鲍天啸一念之间，一旦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她就真正存在过。因为他为她着迷，为她感动，甚至为她杀了人。
对于我，鲍天啸有救命之恩。他甚至救了我两次。战后在审判汉奸的法庭上，不知军统哪个部门，向法官提供了一份证明文件，说在鲍天啸用炸弹刺杀日寇军官的行动当中，我本人实际上起了一定协助作用。而且在此壮举感召下，我加入了军统地下斗争。我因此被免于追诉叛国投敌之罪。
又过了许多年，我这时已来到台北。在调查局退休干部联谊会上，有人拿来一本《传记》。那是本让老家伙们写些半真不假的往事，满足一下虚荣心的杂志。他们拿给我看，是因为那一期刊登了鲍天啸的故事。据那上面说，在那两次爆炸行动中，鲍天啸并不是孤身作战。实际上，有很多人在背后支持他，配合他，帮他作准备。那些人后来都授了勋，升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