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
“头一回看上去像小姐。第二次——倒像太太。半当中跑到楼梯间拎只热水瓶。”
“那是啥辰光事情？”
“差不多两个月前。”
一辆卡车停在门口，从车上卸下一堆用军用油布包裹的器物，几个日本兵往楼梯上抬。
“后来呢？你没再见到她来？”
“你说那个女人？没来过。没看到。我也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盯着大门。从前，晚上八点就关门了。日本人一来，夜市面越做越闹忙，不是跳舞就是赌钱。从前规矩人家先生小姐，怎么肯半夜归家？我只好晚上坐在这里，吃吃老酒，听听无线电。英国大班上船前给我订过规矩，只要看好大门，房钱、工钱、水电煤，楼上蒋先生负责。”
大件器物搬上楼，宪兵们又开始往楼上运各色零碎。一叠描金乌漆扁木盒，铁壶，草编篮里装着各种尺寸盘子碟子。
“那天也是晚上？”我问老钱，“是第二次，那女人第二次来也是在晚上？”
“晚上七点多钟。十点钟时候我上楼给蒋先生送一封信。看到她在楼梯口提热水瓶。”
电台里扬州小调拖着尾音，充满暗示。一把木柄薄刀掉落在楼梯上，叮叮当当顺着梯阶往下跳，宪兵捧着木制刀架，无奈地望着它。
“后来更热闹。十点多钟，有个男人来到公寓大门外。穿一件灰色大衣，腰带收得很紧，手里抓着帽子。他跑进门厅看一圈，又退出去，站在马路边抽烟。”
我笑嘻嘻听取老钱的最新情报，好像一名风化科巡捕。丁先生说过一句隽语：自从有了电影院，情报里就多出许多穿风衣戴帽子的特工。当时他正在特工总部阅读卷宗。
“我一下就猜到他是女人的屋里厢人，她家先生。”
他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又解释说：“那个女人的丈夫。她刚上楼，他就进门，肯定是跟踪她一路过来。”
“你是说捉奸？”
“我在这幢公寓看了七八年大门。什么样人没见过？男人面孔阴着，拿根自来火往他身上擦一擦，一定能点着。不是绿帽子先生，会是啥人？半夜三更，一下子跑进两个陌生面孔，哪有那么巧？你说对不对，对不对，马先生？”
“那么，捉到没有？”
“本来以为有场好戏看。我没开灯，门房间窗户也关着。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吃老酒，大厅透进来一点点亮光。不需要开灯，替东家省电。老东家在时是那样，新东家么——就算做人不漂亮，”他压低声音，朝楼上努努嘴，好像蒋存仁正躲在房顶上偷听，“我呢，也替他打算盘。那样一来，门厅好像大舞台，灯开得明晃晃。马先生你晓得么？我每天都像看戏。我们那位二房东蒋老先生，一看到杨家新妇就口水答答滴，临出门还要回头，背后盯牢，看人家屁股一扭一扭上楼梯。”
“既然来捉奸，为什么站在门口？”
“我也这么说。没胆。靠在电线杆上，心神不定，荡来荡去像只游魂。明明晓得自家老婆在楼上跟别人胡天野地，就是不敢上去敲门。”
“可能不知道敲哪一家门。”我提示他。
“不是男人。”老钱下结论，“说句老实话，连鲍先生算在里头，都弄不过那女人。”
“你又知道，自己倒是个老光棍。”我笑话他，顺手又递给他一根烟。
“我怎么不晓得？”他眨眨眼睛，提出重要证据，“我看见鲍天啸吃她一记耳光，就在大厅里，就在我面前，那还有假？”
“你今天吃过几杯老酒？讲个故事东一榔头西一棒头，听得云里雾里。”
“你性子不要那么急，马先生，先吊吊你胃口。”老钱从抽屉摸出自来火，慢吞吞点烟。
“那男人等了一个多钟头。夜里风大天冷，他躲在公寓门洞里。幸亏半夜三更没人进出，不然吓一跳。女人总算下来了。一路奔下楼梯，皮鞋踩在马赛克拼砖地上，像一匹小母马。当年我在马立斯新村替英国大班牵马——”
“那只耳光呢？”
“鲍先生追下来。两个男人一个站在门外，一个追到门口。只看到那女人掉转头，冷冷看着鲍先生。他赔着笑面孔，女人突然伸出手，啪一记耳光。临出门，回头说一句：‘你这个懦夫！’北方口音呢，‘你这个懦夫！’跟先前那男人搂着肩膀上了汽车。”
“对了，上车前那男人又进来，警告鲍先生不许把事情告诉别人。你说说，马先生，这只乌龟男人是不是死要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