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荆州后，刘表在宜城这个地方请来了周边的名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和他们商议时事。蔡家不必说了，乃是荆州冠族，蒯家亦是名门，在荆州之地是数得上的右姓士族，蒯良、蒯越二人与蔡瑁一样，俱是久享盛名於州郡了。
此时荆州的形势很不好，对刘表非常不利。
荆州最富庶、人口最多、战略地位最重要的郡是南阳郡，而现在袁术盘踞在此，尽有其众，留给刘表的就只剩下了其余那些不太富庶、人烟也较为稀少、战略地位亦相对不高、离中原稍远的郡县，——亦正是因南阳在袁术手中，所以刘表才跑来了宜城。
而在这些剩下的郡县里，大约因天高皇帝远之故，其境中素来是宗党势力强大，於今天下乱事已起，更是宗党猖狂，盘踞各地，只拥众在千人以上的怕就不下数十股之多。
最膏腴、最重要之地为外人所占，余下之地又是宗党之地，而入荆州之日，刘表身边又无一兵一卒，仅他一身而已，在这个乱世初始之时，摆在他面前的局势不是一般的恶劣。
荀贞与蔡瑁认识，自相识以来，他两人时有书信来往，尤其是荀贞到了颍川后，在这么一个时局不稳，形势越来越动荡的背/景下，为互通消息，彼此书信来往的更加频繁，荆州的许多消息荀贞都是从蔡瑁那里得知的，在和刘表议过荆州时局后，蔡瑁给荀贞写了一封信，信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会议。
刘表和蔡瑁、蒯越、蒯良诸人一样，也是出自高门，因而他此前虽未曾在荆州为官，却和蔡瑁等人是早就相识，会议上他不必遮遮掩掩，直接就道出了他的忧虑，他说道：“如今袁术在南阳蠢蠢欲动，江南宗党势力十分强大，又各自拥兵独立，假如袁术借助他们的力量乘机来攻，必然会大祸监头。我想征兵，但恐怕征集不起来，你们有什么高见？”
当时第一个发言的是蒯良，他回答说道：“民众不归附，是宽仁不够；归附而不能治理，是恩义不足。只要施行仁义之道，百姓就会归附，像水向下流一样，为什么担心征集不到？”
蒯越第二个发言，他说道：“袁术骄傲而缺乏谋略。宗党首领多贪残凶暴，部下离心离德，若让人显示好处，这些首领必然会率众前来，您把横行无道者处死，招扶收编他们的部下，州内百姓都想安居乐业，听说了您的威望和恩德，一定会扶老携幼，前来投奔。聚集兵众后，据守江陵和襄阳这南、北两处，荆州境内的八郡，发布公/文就可平定。即使那时袁术来攻，也无计可施。”
蔡瑁在信中提到，说在听完蒯良的意见后，刘表称此是“雍季之论”，而在听完蒯越的意见后，刘表则称此是“臼犯之谋”。
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於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在信末，蔡瑁说：刘表采纳了二蒯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后，就派蒯越去引诱各宗党首领。
因为在写此信时，蒯越刚出发未久，所以成效如何，尚不可知，蔡瑁自也没在信中提及。
荀贞把蔡瑁的信递给孙坚，待他看过，慨叹说道：“刘景升，英雄也，虽是只身入荆州，而荆州已入其手矣！”
只从刘表把蒯良的意见比作雍季之论，把蒯越的意见比作臼犯之谋，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勃勃，也可从中看出他这是决定要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