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十月，言生飞到了香港。
分公司的经理雷厉风行，对言生客客气气，转头发了她邮箱一堆资料，不到一个月，就把她外派了。
“你不是想出差吗？”电话里有爸爸的笑声，言生无话可说。
做的是出口贸易，和言生打交道的都是公司的老客户，态度大多非常随意，仿佛既不在乎单子，也不在乎钱，只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经常拉着言生一聊就聊了很久。
有时候言生站在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感叹资本的糜烂，顺便听一听爸爸的往事。
“言今泽，”一个地中海发型的叔叔，至今对江家的事念念不忘，“是跌在江家了。”
言生似懂非懂，低头喝茶。
元旦前夕，经理挂着笑容，请言生吃了一顿饭，也是请部门吃了一顿饭，给大家放了一直到春节结束的假。
那天言生刚从西班牙飞回来。
她感到疲倦。目睹了两个月的灯红酒绿、钱权富贵，突然觉得一切毫无意义，她不知道自己对生活质量是不是还像曾经一样有各种要求，她没有回自己租的公寓，在香港的街头逛了一天，看着四周拥挤的摩天楼，觉得喘不过气来。
她想逃离。
夜晚的时候，她闯进了重庆大厦。
扑面而来的是快餐店排风口的厨房热气，她慢慢地走，可以看到露出两条苍白瘦削的腿的外国人，背着半个人高的旅行包，各种米粉店，以及数不清的破旧房间。
她订了一个单人间，挤进狭小拥堵的电梯里，被各种寒冷又沉闷的气息包裹着。
放下行李之后，言生倒在床上，穿着鞋子，昏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她回想了一下，自己并没有做梦，起身走到逼仄的浴室，看着墙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纹的方形镜子，看到了一张疲惫不堪的脸庞。
言生对着她笑了一下，得到了一个难看的回应。
天快要亮了，言生扒了身上的衣服，洗了一个热水不足的澡。穿好衣服的时候，头发还是湿漉漉的，她径直走出了房间。
走进最近的一家米粉店，言生一屁股坐下去，对上老板漫不经心的视线，互相点了点头。
她还没有吃上第一口，旁边坐下了一个男人，她转头，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中国人？”
言生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