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火暴，我不大胆，渔霸徐铭烈就抓不回来。”
历崇德说：
“那是的。你没有讲半个字的假话。”
此刻，父子俩面前都浮现出那时的一幕。
1952年3月份，就是复查土改漏网的阶级敌人那阵子，县工作组严组长，就是而今的县委书记严东华，要委派村代表甘先清去长沙抓回漏网脱逃的渔霸徐铭烈，主要考虑到他甘先清是打匠，有武功，如果单独遇上徐铭烈，把他制伏是很容易的事。哪知甘先清不肯去，他害怕变天了马日事变重演，他的脑壳落地。
春柳湖的人都晓得，甘先清过去仗到自己一身武功，对渔民几多凶恶，与渔霸渔主穿连裆裤，一鼻孔出气，只是看到解放军来了，假装积极混进革命队伍，当了村代表。真正要他为革命出力时，他就躲着不干了。
甘先清不去，派谁去合适呢？
严东华想到了黄春江。
春柳湖刚解放的时候，土改工作组给黄春江分了渔主徐铭谱的一间偏屋的倒笼，面积有二十几个平方米，还有一篙值得二十几元钱的流钩，还有一张小床，一个黄桶，一只花瓶，再加几个坛坛缽缽。
渔船是渔民的命根子，黄春江很想分到一条渔船，但整个春柳湖渔村只有四十条渔船，土改政策明确规定按人头分配渔霸渔主的财产，他是单身汉，渔船分不到他头上。
黄春江没有属于自己的渔船，接下来的日子里，也就是1950年到1951年的两年时光，他不是这条渔船上撒网，就是那条渔船上放钩，过着居无定所，四处帮工的日子。
自大通湖救出渔船渔网之后，黄春江的名声大振，大家都争着请他帮工，他帮了一段时间，就不帮工了。因为血吸虫病越来越厉害，屙血吐血不止，别个以为他得的痨病。其实他只有几岁时就屙血，十二三岁就吐血。
黄春江帮工得到的报酬是一担二斗米一个月，一年搞得十几担米。但落回屋里的没得这些，他要做衣，要买鞋买袜，要剃头。还有师傅、老板家里过红白喜事，他要吃酒送人情。俗话说穷单身，富寡妇。一般来说，单身汉都攒不下钱，不会划算，不会调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便容易大手大脚，有钱花到无钱止。
黄春江没能够积攒下钱倒不是因为自己享乐，而是慷慨无私地接济了那些有困难的人。
黄春江看到别个困难，就出手相助，不论谁家婚丧喜庆，他都会送上一份人情，哪家挑屋场他也去帮到挑。
这与他苦难的童年是有关的。爹爹死了以后，接着死了哥哥妹妹弟弟，又死母亲、祖母。好凄惨的。家里的亲人全死了，他成了孤儿，悲伤，劳累，又患上了肺结核、胸膜炎、肝硬化，再加上血吸虫病的危害，脾块肿大，屙血，吐血，年纪轻轻，成了一个病壳壳。那时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走投无路。要不是黄经海、历崇德相继将他收留，他的骨头早就打得鼓响了。所以，解放后，他翻了身，每当看到人家困难，无依无靠的，他就愿意出手帮助。
黄春江也因此深得乡亲们的好评，1952年元月份复查，他就被大家推选为了民兵分队长。以后就到区里学习，受训。1952年3月划乡建政，他又被选为了乡农会组织委员、民兵中队副指导员。
黄春江被提升为民兵中队副指导员，纯属偶然，并不是群众要选他，也不是领导要任命他，而是沧港区政府指令春柳湖要派一个培养对象到区里学习。当时任民兵中队副指导员的是于沧生，理所当然是培养对象。县委工作组早已寄希望于他将来担起管理春柳湖的重任。于是由组长严东华出面找他谈话，通知他上区政府参加学习。令工作组出乎意外的是，这样的信任与重托却没有被于沧生和他的家人所接受，把好心视为了鱼苦胆。
就在严东华与于沧生谈话后一餐饭的工夫，于沧生的爹爹恩娘双双来到村部，即没收的渔主徐铭谱的四合盘瓦屋里，对着工作组的同志又哭又吵，高低不肯让他们的儿子于沧生去区政府学习，说的理由是“俺的伢儿没有出过世，打口不开。吃不得那号亏。于家全靠他打鱼糊口，他一天不打鱼，全家8口伢和大小就会饿肚皮。”
严东华是夜蚊子飞过都能分辨出公母的人，于沧生的父母一开口，他就窥透其内心，强调的理由均不成立，真实意图是害怕吹南风，晴天变阴天。马日事变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詹乐贫头悬午门的惨景令他们心有余悸。
工作组研究认为：既然于家担心共产党的天会变，国民党会卷土重来，那就不免强。群众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只有让实事说话才是最服人的。于沧生不想接受共产党的培养，偌大个春柳湖，肯定会有不怕死的年轻人，肯定会有眼光远大的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