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颂从他的言谈中读出了对“中央集权”的推崇与对“君君臣臣”的轻视，暗暗吃惊之余，对于史书记载的“负俗之讥”也有了理解。
如此言论，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汉朝，必然是要受人讥议的。
戏志才既已提起了这个话头，言谈之间毫无避忌，崔颂自然也不可能保持沉默。
他努力回忆另一个自己这两个月以来的教导，试着代入另一个崔颂的立场，接下这道论题。
“然则董卓毫无治国之能，虽有擢用名士之心，却更爱排除异己。残杀百姓，此乃不仁；四处抄略，掘皇土，广铸币，此乃不义；除张伯慎（张温）、杀袁次阳（袁隗），此乃忘恩；烹大臣、灭袁氏满门，此乃丧尽天良、人心尽失。比之暴秦，尚且过焉。上至官宦，下至庶人，提起董卓无不两耳发麻，又惧又恨，敢怒而不敢言。荀子曰，‘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1]’。远非董卓可及。董卓之所作所为，以吾视之，必将天降丧乱，不得长久。”
戏志才道：“芟除敌患，聚资而退，何过之有？唯独一点——董仲颖手段太过粗糙，又不懂得制约亲兵，方才惹得众怒。若制定法度，改弦更张，以身作则，‘奉法者强则国强[2]’，何愁不能安邦固国，枯木逢春？”
崔颂忍不住问：“则民若何？”
董卓的统治如此残暴，官宦士子尚不能保全自身，那普通百姓该怎么办？史诗中记载：董卓的军队滥杀无辜百姓，拿他们的人头充当讨贼的军功——为了彰显自身的强大，连虐杀无辜弱者这种事都能做出来，如何指望他爱民、利民？
不管什么时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都有一道平衡。压迫的极致是反抗，一旦平衡被打碎，接踵而来的就是造反。
“若无一统，战乱流离，死去的百姓会有多少？生命都不能留存，何谈‘民若何’？”
崔颂哑然。确实，根据后世资料，凡是大分裂期，人口锐减的数值都令人心惊胆战。距后世分析，东汉人口约有五千多万，到魏国建立的时候，人口只剩下几十万！一百个人中只活下了一个，连曹操都忍不住写下“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纵观各个朝代，盛世也好，暴政也罢，只要维持着大一统，又无过多的天灾人祸，无论人民过得如何，人口总数至少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兴，百姓苦；亡，百姓苦。[3]”究竟是“兴”更苦还是“亡”更苦，谁也不能断定。单论惨烈程度，战乱带来的伤害，可比一个昏聩的政权要深厚得多。
可想到一路以来的所见所闻，崔颂对董卓的恶感颇深。不说曹老板、孙碧眼、刘皇叔，就是袁绍、袁术、刘璋，任凭哪一个摄政，在他看来都比董卓好无数倍。
“今天下英杰辈出，匡扶社稷者，何独董卓一人？”
何况董卓马上就要被王允设计杀死了，看好谁也不能看好董卓啊。于情于理，崔颂都不想戏志才蹚这趟浑水。
谁知道，崔颂不提则罢，一提到“天下英杰”，将话题引到袁绍等人身上，就引起戏志才的一声冷笑。
早在董卓迁都之前，十郡的州牧便已举旗反董。
“如今义军盘踞旧都、举伐董之旗，而天子羸弱，不说义军怯弱不前，只知飨宴，纵是消灭董仲颖，又当如何？”
“充其量，不过是重蹈春秋之覆辙罢了。”
崔颂感觉自己就快撑不下去了。但他还是竭力保持泰然的姿态，借着给戏志才倒水的机会努力搜刮应对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