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笑了。冲着我。
我仿佛看见八年前那个不到一米七的孩子，弯腰顿在我上铺，手捂着脑袋，皱着眉，向我难为情地笑。
我猛然甩开他的手，硬撑着咧嘴笑起来，我说：“你丫小心别让资本家给剥削得吐血了！”
我的笑声，做作得好像在演话剧。
他没看我，而是迅速把脸转向墙脚儿：“那几个纸盒子里都是书，我去旧金山也用不上，先放你这儿吧！”
“别，你都带走吧！姓林的是不是开车来接你？”
他点点头。
“那你都带走吧。”我拼命咧着嘴，我知道如我这般的演技，是连世界上最差的话剧团也不能容忍的，可我坚持着说，“你到哪儿离得了这些书？再说饭馆儿是多无聊的地方儿呀。赶紧的，呵呵，千万别留我这儿，又占地方又碍事。哈哈！”
我一转身儿走出卧室，跟逃难似的。
方莹正站在厨房门口儿探着头张望。
我快步走出大门。
我是得赶快，因为一不小心，让眼泪流出来了。
（上部完）
下部
TZ的悲剧
第十二章 硅谷打工族
其实工作的日子还真不错。
早晨七点半听着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饭，上班下班吃晚饭，看电视上网睡觉，每天好像按同一路线行驶的班车，准点到站离站，司机加乘客就只有我一个，我吃饱了全家不饿，我睡着了没人醒着。这种日子实在清闲得不得了，如果不是每天要早起，那就跟做神仙差不多了。
以前做学生时难得天天早起，倒是必定天天熬夜。理工科的留学生们都好像是夜行地动物，永远看不到晌午的太阳。虽说上学期也赶了几回早课，但一周不过两三节，而且下了课可以回家补觉。上班后一下子把作息时间调前三个多小时，这时差一时半会儿还真倒不过来。
虽说硅谷时兴弹性工作制，有人干脆在家“远程工作”，可我上班的钟点儿一点儿自由都没有。早八晚五，绝无迟到的可能，谁让这份工作的性质就是帮着客户解决技术问题呢！客户遍布美加，地处东海岸的大有人在。那边儿比加州整整早了三个小时，您这儿八点上班，人那儿可都上午十一点了，您再晚到公司一小时，人家整整一上午都得干瞪眼。所以公司明文规定：弹性工作没问题，要来早来，干脆六点来（不过没说可以早走），晚于八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就为了多睡二十分钟，我尽量靠近公司找地方住。好在公司所在地区差不多是硅谷的“贫民区”，我于是借光儿找了一处便宜公寓，一室一厅每月九百八。您说九百八还不算贵？再加点儿就够两张北京旧金山的往返机票了。可2000年那会儿，随便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就一千二三，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立刻住进去。所以像我这样仅仅花了一天功夫就找到一千块以下的一室一厅，而且离公司开车五分钟，运气真算是不错了。
我住的公寓在一栋临街的两层小楼里。这座楼离远了看有点儿像北京建筑工地的工棚，不过里面条件肯定比工棚强。地毯有点儿旧，但算得上干净，也没什么怪味儿；厨房的炉具都是新换的，卫生间也挺整洁，墙上钉着一块大玻璃镜子，虽然人照着有点儿变形儿，可镜子顶上装着射灯，光线还挺柔和。卧室和客厅虽然有点儿嫌小，不过凉台的拉门和窗户都特宽大，一色的蓝天鹅绒窗帘儿，窗外有棵巨大的棕榈树，好像一把特大号的遮阳伞，大中午的一点儿阳光都透不进来，不过到了晚上，倒是能让马路对面的霓虹灯光钻进来一些，斑斑驳驳地洒在房顶，也算别有意境。
我的街坊都是贫穷而快乐的墨西哥人。最典型的就属“房东”一家，一对儿黑黑胖胖的夫妇，养着五个孩子。每天房门大开，屋里叮叮咚咚放着快乐的墨西哥民歌，女主人有时还亮开嗓子跟着唱两句。这对夫妇虽被房客们称为“房东”，其实也只不过是被房产公司请来管理房子的人，帮着处理租房的事宜，再做做维修保养，自家的房费就得以免除。平时丈夫出去做些零活儿，老婆则在傍晚到超市去打工，一个月千把块的零花钱，不愁吃喝也不打算给孩子们攒学费——根本没指望他们以后能上大学，所以每天欢歌笑语的也很是快乐。
在他们眼里，我是实实在在的有钱人——这年头儿，硅谷里哪个做工程师的是穷人？黑壮的男主人就曾经问过我，干嘛不买辆新车？我耸耸肩说没钱，他大笑，拍着自己胸脯说没钱的在这里！然后探着头侧目：你在电脑公司上班？也该是百万富翁吧？这回就轮到我大笑。我说我要是百万富翁还住您这儿啊？他也摸着后脑勺儿傻笑着说：那是因为你刚开始做，过不了几年就成百万富翁了，以前来过好几个你这样的，不久就搬走了。
不过要想成为百万富翁，只靠我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攒个二三十年。
说到工资，犹太老板真是狡猾，上班第一天，把我拉进办公室，信誓旦旦地把屋门关严实了，先耐心地给我讲了N个小公司股票上市，连女秘书都一夜住进超级豪宅的故事，然后呢，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了个公式，我一看就明白了——我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五万五的年薪，加上面值一万元的股票。
老家伙笑眯眯地说：这是特殊的待遇，公司在没上市之前，对原始股的分配很慎重的，许多老资格的员工也未必能每年拿到一万股。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湾区有志工程师”白立宏的样子——他在日本小馆儿里拼命摇着头说：连生物公司都跌了，我们这生物器械公司，还能在这时候上市啊？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
我笑了笑没说话。是不是六万五已无所谓，原始股是不是废纸也无所谓。只要工资足够我交房租吃饱饭，然后每月再给爹妈寄两百美元就成。我现在是孤家寡人，没负担没拖累没野心，多少钱工资也没啥所谓。好在我爹妈野心也不大。我告诉他们我已光荣走上工作岗位，一年工资合四十多万人民币，他们也就心满意足，把失去了一个博士儿子的损失忘到脑后了。
当然公司的其他员工还是蛮把股票当回事的，尤其是我的部门经理——一个圆脑袋圆眼睛鹰钩鼻子，长得巨像夜猫子的印度人——总拿股票来激励我们的斗志，简直把我们当成追着胡萝卜跑路的驴了。
还有公司前台的胖菲律宾女秘书，也一天到晚把股市行情当天气预报报导。白立宏最看不起她，说她能有几股啊，她若靠股票发财了，我们全都成了亿万富翁了。其实白立宏也是为着股票才到这家公司来的，只不过他比较务实，也比较悲观，最近的行情已经快让他绝望了。
也难怪他会绝望。我上班不到一个星期，股市又震动了一下子，生物股更是一路狂跌。全公司的人都耷拉着脸。前台的菲律宾胖秘书连着叫了几天的破产，进而开始抱怨工资低，甚至还满公司地发牢骚，说老板和经理们年薪都有六位数，哪儿知道柴米油盐贵。结果从第二天起她就再没来上班儿，临时换了个行政秘书接电话，过了几天又来了个新秘书，是个身材娇小不声不响的印度小女人，据白立宏说那是“夜猫子”的小姨子。看来美国人的公司也难免有阶级斗争，好在我刚来不久，在战略上一时半会儿还起不到关键作用，而且我的工作还没全适应，所以尚有良好的理由离是非远一点儿。
说起我的本职工作，头几天还真有点儿让我发怵。产品说明书摆了一桌子，抽屉里还藏着英汉科技大字典。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前台秘书一叫有电话，我心里就紧张得好像参加英语听力考试，生怕听见几个不懂的词儿，可越怕还越是躲不开，碰上了自己先乱了阵脚，舌头好像突然变了尺寸，跟嘴巴牙齿都不配套。再遇上不耐烦的客户，连立刻丢了电话跟老板辞职的心都有。好在公司的产品并不复杂，我回家狠命地大声朗诵了十遍说明书，第二天上班就自如了很多。看来舌头果然是人身上最灵活的一块肌肉，这话以前不知听谁说过，乍听有点儿别扭，现在觉得挺有道理。
又过了两个礼拜，本职工作已经不在话下，我渐渐在上班时也开发出空余时间。特别是下午三点一过，客户电话逐渐减少，犹太老板也回家了，“夜猫子”自然也随即消失，工程师们大放羊，有的四下里闲逛着聊天儿，有的泡在网上。
我起初心里还有点顾忌，不敢到与工作无关的网站上瞎逛，可后来见别人都在瞎逛，而且无事可做让我度日如年，于是也开始四处的看看新闻，把美国中国香港台湾的新闻都看遍了，就开始偷偷地看小说，连小说也看腻了，鬼使神差的，就又把Yahoo的求偶网页给打开了。
我抬头四下里看看，五点钟已到，所有人都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倒是舍不得立刻就走了。我打开公司的网站挡住Yahoo，等着别人都走光了，再把Yahoo翻出来。首页的照片儿让我精神一振——是个小帅哥，剃着寸头，趴在地上翘着黑黝黝的小腿，弯弯着眉眼，笑得阳光灿烂。
我再看照片下的介绍。名字：Andy，年龄：28，职业：医生，出生地：新加坡。定居地点：旧金山。
我起身环视四周，偌大的办公大厅里空无一人。
我把视线再转回屏幕。他笑得真甜，笑得真无辜，笑得让人恨不得摸摸他的腮帮子。
我心里有点儿发慌。
我把电脑关了，一股脑儿收拾好东西，开车回家。
转眼已是五月初夏。路边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争奇斗艳，空气都跟着变了味儿，温温吞吞地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暧昧，钻到我肚子里，让我一晚上心里都不踏实。
我早早地上床睡觉，可翻腾了大半天也没睡着，心里好像总有点儿什么事，就像炉子没关或者大门没锁。我又爬起来，炉子没开大门也锁好了。可再躺下就更睡不着了。凌晨两点，再爬起来，打开电脑，那张照片还在，就是从首页落到第三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