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方莹打来的。真奇怪，这是曾经让我再熟悉不过的号码儿，我刚才怎么竟然一下子没认出来？
“高飞？请问郝桐在你那儿吗？”方莹客气得有点儿出奇。
“不在。你找他有事？”
“嗯。”方莹轻轻应了一声儿。
“我也在找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我明知故问。
“我……不知道……”她顿了顿，突然歇斯底里起来：“高飞，你一定要把他找到啊，我……我害怕死了，真的！”
这前后的语气变化太剧烈，我心里猛地一抖，连忙追问：
“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唉！我……我真的不是……不是……故意的！”
她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别哭！你快告诉我！到底怎么了？”我冲着电话吼。
我这一吼，全酒吧的人都抬头看我。不过方莹好歹不哭了，只抽搭着鼻子说：
“你……你能来我家一趟吗？我……我给你看样东西……”
这时酒保终于从小屋里出来了。
他耸耸肩告诉我，屋里的人不知何时都走了。
那间屋子原来也是有后门儿的。我冲出酒吧，桐子的小跑车果然不见了。
我在马路边儿上站着，没立刻走向我自己的汽车。大街上的温度很低，旧金山的夜晚总是阴冷阴冷的，不分春秋冬夏。
好在我正浑身发热，冷冰冰的温度正好帮我降温。
什么东西落到我鼻子尖儿上，凉凉的。我抬头往天上看，细如蛛丝的小雨正飘落下来。
我暗自吃惊。现在是几月？八月底而已。这是加州的旱季，怎么突然就下起雨了？我到湾区三年了，这还是头一回在八九月遇上雨。
雨好像玩儿捉迷藏的小孩子，在被我发现之后，就撒着欢儿地越下越大了。
冰凉的雨滴陆陆续续落在我的额头上，脸上，还有后脖颈子上。这下儿我彻底清爽了。
我决定立刻到方莹家去一趟。
不能不承认，我心里有点儿忐忑，因为我不知道她要给我看什么。我甚至开始怀疑她要给我看的东西跟我也有关系。我想不出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作为把柄。可桐子呢？他难道就有吗？又能是什么呢？
方莹宿舍的客厅里很暗，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在漆黑的窗户上投上幽幽的影子。方莹抱着枕头缩在沙发的一角儿，低着头，脸色虽然柔和，却苍白得仿佛曝光过渡的艺术照片。
“那儿离重庆还远着呢，要坐四五个小时的汽车。我真的就是想去替他看看他爸，可我赶到的时候，他爸已经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都戴着孝，他妈妈神志不大清醒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一听见我提到郝桐，就一把抓住我不放手，后来见谁都说，说……。”她迟疑了一下儿，“说我是她儿媳妇。”
她咬了咬嘴唇儿，突然抬头看着我说：“你知道吗？每次听她这么跟人说，我……我心里都跟刀割似的难受！可我能怎么办呢？她是个疯疯癫癫的可怜女人，我总不能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吧？”
我不想看她的眼睛，所以扭头看向窗外。一团漆黑中隐约能见到树的影子，张牙舞爪地站在外边儿。
“所以我陪了他妈妈三天三夜。我本来不想待那么久的，可他哥哥弟弟都说，自从他爸闭眼，他妈一直闹，谁也劝不住，直到我来了，她才好多了。不过还真是，我去的第一天她还一直特歇斯底里的，到了第二天她就好多了，不哭也不笑，就安安静静地拉着我的手坐在那儿发呆。到了第三天，她突然把屋里其他人都轰出去，把门窗都关严实了，然后趴在我耳朵上，小声儿问我知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说记得郝桐说起过，叫许秀芬。她突然就笑了，她说她其实不叫许秀芬，她叫许云妹，她也不是四川人，她是福建人，她说她是渔民，生长在海边儿的。我说是吗？这我倒没听郝桐提起过。她又捂住嘴巴傻笑，她说：‘我也没告诉过他！其实啊，他也是福建人，那个小杂种！”
方莹顿了顿，轻轻咳嗽了一声儿，用手指碰了碰自己的鼻子尖儿，然后继续说下去。
“听她这么说自己的儿子，我心里真是大吃一惊，可没等我说什么，她就又发起疯来，她咬着牙说小杂种要去外国留洋，这些都是报应什么的。然后她一下子又哭了，边哭边拉住我的手，让我告诉郝桐，不要记恨她，她不是故意不要他，也不是不喜欢他，把那么小的孩子送出去，她心里也疼，可不送他不成，因为矿上的人指着脊梁骨，她和丈夫过不下去。而且郝桐脾气又倔，留在家里也要受气。我问她为什么要被矿上的人指脊梁骨，她又把门窗检查了一遍，才小声儿告诉我，郝桐根本不是矿工亲生的，是她从福建带来的，而且这矿区有个风俗，就是女人不能嫁两个男人，男人娶了嫁过人的女人，一辈子被人瞧不起。我心说还有这么封建的地方，简直是活生生的祥林嫂的故事！不过我这才知道，郝桐的亲生父亲原来并不是四川矿工。我正想再问点儿什么，她又发起疯来了，她非拉着我问郝桐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年书却不懂事，非要往外国跑。我回答现在念书念得好的都出国，可她就跟根本没听见似的，只一个劲儿唠叨，说郝桐不懂事，就跟他那个不懂事的爹一样。”
方莹看了我一眼，好像在验证我有没有在听。我问：“那后来呢？”
她说：“后来，她又跟我说起郝桐的亲爹，是个叫什么水生的福建渔民。她说那渔民本来还是很疼她的。他们从小玩到大，村里人都说，云妹和水生天生就该是两口子。她还说她俩小时候就在庙里拜过天地。她说到这儿的时候又嘻嘻地笑，笑得跟个小姑娘似的，可笑着笑着突然又发起疯来，咬紧了牙说，都是因为什么鬼，把水生的心给偷了去。她说她后悔死了，后悔怎么让什么鬼进了家门，这段儿我听得不是太明白，我问她什么鬼，她一下子又犯了病，两眼发直，嘴角儿哆嗦，吓死我了！”
我心里一沉，脑子里隐约回忆起什么来。妈祖庙，拜天地，这些仿佛都似曾相识。方莹却不容我走神儿，她用眼睛把我盯牢了，继续往下说：
“好在她这回疯得不厉害，没过多会儿就过去了。我心想我还是别乱问了，让她自己爱说哪儿说哪儿吧。然后她又说，水生——郝桐的亲爹——好好的日子不过了，非要跟个鬼去什么外国，说外国满地的金子随便捡。她知道这些都是鬼话，可她想尽了办法，也拦不住那个鬼迷心窍的男人。说到这儿，她咬着牙叫了几声儿，就又发起疯来，这回折腾得厉害，一下子背过气去了！我赶快把他俩儿子叫进屋，他们倒是挺有经验，进来就掐人中，她还真一下子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就没完没了地哭，唉！也够可怜的！”
方莹叹了口气，身子轻轻地舒展开来，好像一只冬眠复苏的动物。她缓缓地从身子底下摸出一张照片，拿在手里说：
“她醒过来之后，就又把儿子们哄出去，然后把这个交给我。她说男人走了，就留下她一个。可她有了孩子，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带着个孩子，她在家实在活不下去了。孩子——也就是郝桐——四岁那年，她带着郝桐嫁给了四川一个三十多还穷得娶不上老婆的矿工。可没想到人那儿有这条老规矩。娶她的穷矿工先前也只知道她结过婚，可不知道她还带着孩子，本来以为不说出去谁也不知道，可在火车站一看见孩子，矿工也犯了难，好在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好歹把她母子带回了家，跟外人说孩子是她娘家亲戚的，带过来寄养一段时间。可孩子太小不懂事，该叫妈就叫妈，改不了口啊，所以是是非非的也肯定传出去一些。她实在没法子，才把郝桐送得远远儿的去上学，一家人勒紧了裤腰带供着他，好在矿工真是个好男人，从心底里把郝桐当自己的亲儿子，郝桐考上大学，他还亲自送他去北京。说着说着她眼圈又红了，她说郝桐不知道这些，就只会在心里恨她，说不定也恨他爸。可他不该恨他们，至少不能恨老矿工。她把这张照片交给我，让我拿给郝桐，告诉郝桐他真正该恨的是这照片上的男人。说到这儿，她就又发了疯，尖声叫着：‘留洋留洋！可他也要留洋！要走死人的路！他一定也给鬼迷了心窍了！这个小杂种！’我算看出来了，只要一提到郝桐的亲爹，她就要发疯。不过这回我也顾不上她了，因为这张照片儿让我也快疯了。看看吧，那上边的人是谁！”
我从方莹手里接过照片。
我努力让自己面不改色地坐着。可我心里早就不安得喘不过气来，就好像坐在电影院里等待着悲剧的结尾，心情忐忑得没法儿继续往下看，可又没力气抬屁股就走。毕竟悲剧没发生在我身上，它在银幕上，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变成喜剧。硬着头皮看下去，知道结尾再坏也不过如此，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点希望。
那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该是在照相馆里照的半身像，照片上一男一女，十八九岁的年纪，却故意作出成年人的表情，对着镜头紧张而庄重地笑着，好像笑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工作。女孩儿留着长长的辫子，明亮的眼睛和柔嫩的双颊带着光彩，满脸不自然的表情遮挡不住纯朴得令人心悸的美。而她身边的男孩子，留着平整的分头，脸色黝黑，一双浓眉下隐藏着凹陷的双眼……这双眼睛怎么如此熟悉？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好像一记重拳，在我心头重重地一击！我抬起头紧盯着方莹，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她却冲我点了点头。
我再次低头去看那照片，希望能从中找出什么破绽来否定我的猜测，也否定方莹的赞同。照片上的男生，留着茶壶盖儿似的分头，衬衫的袖子挽到胳膊肘子上，这该是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打扮，可不难看出他根本不是读书人，那张脸虽然年轻，不见了许多的皱纹儿，腮间也丰实着不少，可那眼神里流露的憨厚，令我实在是无法怀疑。这能有错吗？这不是他是谁？这二十年前的林水生，不就是二十年后住着大房子开着宝马车的林老板？
我猛地惊醒过来，腾地站起身：“你都告诉他了？你……你给他看照片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