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强沉思了半晌，很勉强地说道：“好吧，这项条款可以答应，中国政府自主修建铁路或所筹修路资金不影响铁路之管理权时，各国不得干涉。但如果借用大量外国资本且涉及到管理权时，便应与各国协商，尊重传统利益，以示睦谊。但是，我提醒阁下，这是否应该有个先决条件，所有不承认中国政府，并与中国政府未签订新关税协议的国家将不享受此条款。”
朱尔典倒吸了口冷气，得一尺便要让十寸，这家伙真是个不吃亏的主儿，但是承认不承认中国政府，或者说什么时候承认，各国之间是有不同意见的。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而且越来越没有了悬念，各国列强对即将面临承认中华共和国的问题却并没有协商一致。
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带头协调各国的行动，主动提出承认的条件，显得格外活跃。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分别向各国政府递交照会，提出以下各点作为承认的条件：新政府必须明确承认各国根据条约或成案、惯例在中国享有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负责偿付外债。备忘录强调，各国应步调一致，采取联合行动，在华的权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俄国呢，赞同日本的主张，英国原则上表示同意，法国也声明愿与日本采取共同行动，只是美德两国的态度稍有不同，对日本的倡议表示有保留的赞成，即新政府成立后，在“不拖延的情况下”，同意与各国协调行动。
当然，英国也有自己的底线，这与日本也并不完全一致。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为了不致损害在华利益，英国无须坚持必须由中国政府发表正式宣言保证履行国际义务作为承认条件，而是主张在国会选出正式总统后，由当选总统发一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将严格尊重其所承担的一切条约义务，外国人将根据既成惯例享有一切在华特权和豁免权。
然而，这与临时政府的计划还是不同的。临时政府并不准备以正式宣言或公开声明来表示愿意承担一切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和义务，但也不会马上停止实施，而是采取私下口头承认或默许的方式继续承担条约义务。
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先行默认，则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采取主动。如果公开承认，以后想改变，就是“无理”了，至少丧失了主动性。
“如果新政府能明确承认各国根据条约或成案、惯例在中国享有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负责偿付外债。那么各国对新政府的承认将不会是问题。”朱尔典郑重地说道。
“截止目前，我们似乎还未做出哪些伤害外国人，破坏条约或惯例的举动？”陈文强表情是万分的真诚，说道：“而由新政府明确承认，这似乎不是个好时候，这将大大打击新政府的威信和权威，也会被某些人所利用，掀起一场排外风潮也不是不可能的。出于稳定的考虑，新政府并不打算这么做，但授权我在此郑重表态，对于已经形成的条约或成案、惯例，新政府并无意进行改变。”
说说而已，你有录音机吗？嘿嘿，没有吧！政客的精髓，那就是翻脸不认账。只要不形成书面文件，日后撕毁或重订条约，你又能奈我何？或许你们认为中国没有那个实力与列强叫板，但你们也想不到一战就要爆发了吧，只要有时间，中国未必不能赶上这个大发展的机遇。
……………
推翻满清统治，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社会安定，国家建设，相对来说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各省光复了，但党派林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事情却是更多，更加复杂，此时才能看出各个革命党派的实力和能力。
在复兴会实际控制的省份，有武力作后盾，工作基本能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能迅速安定，建设能走上正轨，民众无惶惶之心，惠民政策能坚决彻底地贯彻实施。
而反观其他党派，只求数量，不讲质量，本身就良莠不齐，心思各异。面对革命后的复杂形势，针对会党、宪党的政策又不统一，对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经验和应有的警惕。
光复成功，相当一部分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忙着在新的政权中瓜分利益，丧失了革命性和进取性，丧失了警惕，产生了骄傲情绪，不可一世。很多军人更是恃功恣态，大权在手，骄傲异常、刚愎自用，动辄整队质问。这样的行事，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组织，不坏事才怪。
而且，纷乱的不止一省，贵州、陕西、四川等都急待安定。
比如贵州，就要说到援鄂黔军。按当时情况来说援鄂本无可厚非，但杨荩诚以一省都督被迫率师离去，在革命独立各省是很少见的，这意味着革命政权上层的分裂。而摒弃新军而重新编组巡防队，贵州军政府行事在南方独立各省也可谓是咄咄怪事。
用陈文强的话说，贵州是一团混乱，目前执掌军政府的自党，原本是一个宪派团体，虽转型为革命团体，但并不彻底。
虽说贵州革命光复之过程极其顺利，但革命之后社会初定，贵阳各派势力云集，新军、同盟会人、会党、宪党、封建官僚、地主团练集团，龙蛇混杂。而这些人正在拼命拉队伍，正如时人云:“满城庙宇及广大住宅皆为募兵地点，无业游民及小商贩，多报名应募。
当新兵列队至南厂时，应募者担犹在肩，篮犹在手，如此部队可成军乎？而如此乱象，只有等到几派斗争出个究竟，形势明朗了，才是临时政府有理由并且出手干涉的时候。
复兴会虽然有强军在手，实力雄厚，但面对革命之初的乱象，以及革命之后的发展建设，依然不敢全面铺开，关键还是财政的制约。尽管有合资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帮助，可说到充裕，还不能如此断定。
而金融的威力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而一个管理良好的纸币系统，不仅不会产生任何不便，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更多的优势。
法定货币体制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性，也更加隐秘，控制起来也更为复杂，需要极为精确的计算。
当然，陈文强绝不是想通过急剧增发货币，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虽然这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