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北方潜伏人员接到的电报上便有了杀气腾腾的指示：伪装土匪，如善耆及其家人在日本人协助下逃出京城，则必往旅顺、大连，可在路上拦劫尽杀之。行动果决，不留后患。对有异动的满族亲贵，也进行严密监视，入东北者杀无赦。
徐世昌看过情报，对后面触目惊心的必杀令也倒吸了口冷气。好半晌，他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啊！”
“卖****子，该杀！”陈文强冷笑一声，又缓和了语气，说道：“暗杀，我本不屑为之。何况国事待定，我也不想开此先例。但有些家伙，不杀实在是不行，于国于民有利者，手段嘛，倒在其次。徐先生，你以为如何？”
徐世昌眨着眼睛想了想，说道：“于国于民有利？这个判断的标准不好确定吧？”
“呵呵，还要强调一下，是敌人，而不是政敌。”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政见不和现代政治社会中是很常见的，哪能用暴力手段解决呢！便说袁大头吧，暗杀管不管用呢，能不能成功呢？我考虑的不是这个，而是不用。”
徐世昌暗自松了口气，暗杀令人生畏，确实如此。他看着陈文强，若有所思地问道：“陈先生，你请徐某来所为何事？可是和谈不顺，需要徐某做一做项城的工作。”
“和谈明日开始，顺不顺的，从表面上岂能看得出来。”陈文强沉声说道：“有的人口是心非，反复无常，令我大失所望。看来，以前我是错了，南方临时政府也是错了。若将国家托付此人，暂时能够稳定，但更大的动乱却在后面。与其如此，倒不如现在费点事，却能保证长治久安。”
“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项城右者。”徐世昌听出话头不对，赶忙替袁世凯说话，“和谈尚未正式开始，陈先生怎就做出结论，欲使和谈破裂。”
“他不行，头脑陈旧，治政办法老套，还是封建传统的那些手段。”陈文强轻轻摇了摇头，转而岔开话题，说道：“徐先生，此番请您前来，是想与您探讨一下东北三省的建设，以及如何抵制日俄侵占。您在东北经营有方，陈某是诚心请教的。”
徐世昌去东北任职之初，东北三省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
比如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
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至于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民，修铁路，通电话，也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虽然陈文强把话题转到了徐世昌最为自豪的事情上，但徐世昌却心不在焉，始终在琢磨着陈文强话中的深意。出于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他自然希望能由袁来组织政府。
陈文强却仿佛刚才没说过什么似的，与徐世昌谈得融洽。发展工商、实业，本也是他的强项，眼光和魄力又比徐世昌更远大，对徐氏新政给予肯定的同时，有很多见解和政策，更令徐氏感到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