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三十八军有大量十二集团军派来的教官，所以谢昌云对三十八军的情况比较了解，近来更是联系不断，知道这个教导团的官兵大部分都是学生出身，素质高而且装备好，全团兵力有三千余人，之前在前线的损失不算大，所以把这个部队作为二线的防御核心配置，谢昌云还是可以放心。
而对于阎锡山的晋绥军，谢昌云实在是不敢用了。对于晋绥军的那个师长，也只是由战区副参谋长出面申斥了一通，勒令其立刻率部为接防友军的构筑工事和转运弹药。
黄绍竑曾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虽然后来离开了桂系而进入南京官场，但与李宗仁和白崇禧并没有翻脸，反而从侧面对桂系多有帮助。此前他虽因战事紧张而未赶回太原与白崇禧和谢昌云见面，但作为战区副司令官，对于“扫地计划”的形成过程与内容还是很清楚的，所以接到谢昌云的电话之后，便咬着牙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按照“扫地计划”的统一部署，东线集团的主要任务已从固守要地而转为了迟滞日军，并且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已经运动到了正太线两侧，对日军开始了频繁的袭扰，这些都给黄绍竑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十一月十日，十二集团军前锋部队一个师已抵达晋陕交界的风陵渡，而最后一批部队也通过了徐州。
当天，阳泉以东的第二战区部队，按照谢昌云通过黄绍竑发布的命令，全部撤到了阳泉以西的第二道主防线上，致使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经由昔阳和平定迂回至阳泉、企图切断中国军队后防的企图落了空，并在途中付出了被八路军一二九师伏击、而损失近千人的代价。
十一月十一日，北线第二战区守军也放弃了与日军胶着的忻口战场，转而在太原以北地区以多道预设防线，由卫立煌指挥对日军展开节节阻击。
当天，谢昌云在洛阳机场与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和华南空军司令黄光锐会合，一同乘机飞往兰州。
而守城名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被任命为太原守备司令，率两万余晋绥军开始全力部署太原的防务。
十一月十三日，十二集团军的第一列军列，载着六十五军陈绪团，沿同蒲南线抵达了太原以南五十公里的晋中。
直到这时，谢昌云才对能否按计划时间将日军逐步放到太原城外有了真正的底数。
就在“扫地行动”一步步按计划实施的同时，日军也在以极高的效率进行在上海方向的部署，自十月下旬开始仅十几天之内，就有轻易不被动用的关东军和朝鲜军各一个师团，以及两个新建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两个炮兵旅团等十余万部队被快速的运送到了上海，使上海派遣军的总兵力达到了近三十万。
日本军部的意图是，即便没有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但也必须在三个月内占领上海。
十一月十四日清晨，日本上海派遣军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开始向中国军队的防线发动了全线的进攻。日军首先动用了数百门大炮、出动了一百余架飞机，向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紧接着就以八万余人的兵力和数十辆战车，在多个地段发起了攻击，仅用四个多小时就在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上取得了多处突破，并继续以重兵向中国防线的结合部突进，试图把市区一带的守军与两翼分割开来。
而另一个方向上，有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的日军，在大批海军舰船的掩护下，不顾地形不利和伤亡重大，在长江口的曹径一带完成了登陆，并且占领了浏河，对淞沪防线左翼的中国军队后方构成了严重威胁。
日军这次进攻的规模和迅猛程度、以及不惜代价的超常举动，完全超出了第三战区的预料，不仅使得原计划在第一道防线抵抗三天之后、再转入第二道防线逐次防御的计划难以实施，还有将中部防线近十万部队陷于日军包围的危险。
刚就任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面对危急的局面不得已将所有预备队都投了上去，严令各部必须要死守阵地，并执行了革命军人连坐法，集体枪决了擅自弃守阵地的一名旅长、一名团长及以下六十余名官兵。
但陈诚同时又上报军事委员会，要求将市区苏州河两岸部队全部后撤到市区以外。
鉴于日军的兵力空前强大，而且占据了绝对的空中和地面炮火优势，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军事委员会同意了陈诚的请求。
中国军队虽然迫不得已实行了战略后退，但在几天的激战也让日军付出了近两万人伤亡的代价，使整个淞沪决战中日军的伤亡总数达到了十二万多，接近其投入地面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其中阵亡者占了大部，甚至超过了历时一年半的日俄战争中日军的死亡总数。
日本只能用炫耀表面战绩，来掩饰其无法治愈的内伤。
十一月十九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宣布失陷。
同日，日本内阁发表声明表示，只要中国政府彻底放弃对日敌视立场，确认日本在华北享有的特殊利益，承认满洲国并向满洲国派驻大使，日本即可考虑停止在华军事行动，并在上海实行双方共管的特殊体制。
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政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明中国军队在上海已经给予了侵略者沉重打击，迫使日本不得进行不倾国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上海是为了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与日寇做持久抗争所必须。中国政府绝不会在未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的情况下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中华民族必将用抗战的最后胜利来一雪百年之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