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旅长们都带着背水一战的悲壮离开了军部。
黄埔一期的董钊如此听命谢昌云，除了军法无情之外，其中也另有原因。
西安事变后董钊随中央军进驻陕西，作为陕西同乡和旧识，同时也为了配合蒋介石“以陕治陕”的策略，董钊入陕后与孙蔚如等来往密切，还曾经一度担任了西安警备司令，直到抗战爆发数月以后才调出陕西，期间多次听到孙蔚如等对谢昌云在关键时多次鼎力相助西北军的赞誉，因而对谢昌云生出许多好感。这次归入谢昌云麾下，尽心效力之心已是先而有之，再加上有了西北军的前鉴，对谢昌云优先补充的承诺深信不疑，因此此番也是豁出来一搏了。
在部署江南的同时，谢昌云更为密切的关注着江北的战况。
日军江北兵团以波田支队和一零一师团交替打头阵，从安徽太湖一直杀进湖北先后击溃了徐源泉和李品仙等部的阻拦，前几步伐几乎是势如破竹。
但是进入了湖北之后，就开始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空前有力的抵抗。
从宿松到黄梅这一段几十公里的距离为大别山余脉，多为连绵的低山和丘陵，而丘陵继续向南延伸到了尽头之后，就是大片的湖泊与湿地滩涂，一直与长江相连，中间根本没有可供的部队通过的路径。
日军要想攻占黄梅，就必须选择较高山脉与湖泊之间、宽度数公里到十余公里不等的丘陵地带为进攻路线。
这样的地势，对攻守双方来说各有利弊。
对于进攻的日军来说，其利是可以有效展开兵力，选择多点进攻。其不利在于丘陵延绵，任何一处都可被中国军队用来建立防御阵地。此外，对这种极利于使用装甲突击的地形，日军的战术思想和装甲战车的数量就显得十分不足了。
而对于担任防御的五十四军，这种并无明显关隘的地势，很难做到在一点上持久坚持，而且还要布置足够宽度和足够纵深的防线，否则就极易被日军迂回。
但利用延绵不断的丘陵，经过有效准备，便可形成多点支撑的大纵深防御体系
而且五十四军的任务是迟滞日军的进攻而不求固守，手上有又相对充足的兵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形不利于己的一些方面。
所以，五十四军以大部兵力担任阵地防御，以少部兵力作为机动力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丘陵为核心，以周围数个丘陵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形成了互相交错的多道防线。
而且在前沿的兵力和火力配置方面，因为有了谢昌云支援的大量机枪，所以便采用了兵力少、火力强的配置方式，基本做到了排级阵地不少于五挺轻机枪，连级阵地不少于两挺重机枪，在阵地的后方还布置有可以频繁移动、迅速射击的迫击炮火，专门对付日军的掷弹筒和重机枪。此外还有十余门七五野炮，专用于危急时对付日军的集群目标。
所以除了没有永久性工事之外，五十四军的整个防御体系的设置应该是很完备的。
但是这种完备也只是相对自身现有的装备水平而言。
日军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所拥有的火炮、战车以及空中力量，还是在打击火力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所以，日军江北兵团与五十四军一经接触之后，战斗很快就进入到了白热化程度。
双方激战五天，日军终于以伤亡两千一百余人的代价进至到了据黄梅六公里的地方，并计划休整和补充三天之后，再以一零一师团对黄梅方向继续保持攻击，而以波田支队转向与九江隔江相望的小池方向进攻。
日军不休整也不行了。
除了连续行军作战的疲惫之外，在五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几乎在每道阵地上都布置有位置非常隐秘的神枪手和反坦克手，使指挥官、专业士兵和重装备战损的比例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日军各级军官竟累计伤亡了一百一十七名（其中含阵亡大佐联队长一名、少佐大队长各一名，重伤少佐大队长一名），正副机枪射手和掷弹筒射手伤亡一百九十余名，还被击毁击伤了战车九辆。
此外日军的弹药也损耗极大，最后一天的战斗结束之后，炮弹平均只剩了半个基数，子弹也只有不到一个半基数。
但由于日军在地空火力以及整体战术素养方面还是明显高于五十四军，所以五十四军战斗伤亡总数达到了四千六百余人，其中有二千二百余人是被日军飞机空袭所致，所投入的一个七五野炮营也损失过半。
另还有十二集团军前来支援作战的十九名迫击炮兵、一名狙击手和两名火箭筒手阵亡，四门迫击炮被毁。
阵亡人员中包括了一名中尉副连长和一名少尉排长。
而牺牲的那名狙击手，更是在历次作战在共毙伤了含一个日军少将、七个佐官在内的六十八名日军的超级功臣，并且是宝鼎勋章的获得者，而这次却没躲过日军大炮射出的一颗偏弹。
连在武汉的谢昌云听到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也靠在椅背上仰天悲痛了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