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的风流韵事（1 / 2）

贡布、平措、露露、小芬虽然没见过李木，但他们都已经见过我另外两个亲兄弟——李水和李余。

一家人，随意喝酒，李木已经在夜店工作六年，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酒量都不如他，家里也不是应酬，大家尽自己的量喝，贡布和平措还不能喝，得提防被人偷袭，我们欢乐，可我们也带着愁绪。

李木比我晚一年离开家乡，他早年也历经过我早年的苦难，城市里的漂泊感和无奈他是懂的，我们都不用言说，一边喝酒，一边先听他讲家里人的事情。

我的故乡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山村，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就像这改革的春风无法跃过千山万水，无力抵达那片千万年不曾动容的土地，而故乡的贫穷气息把年轻人都熏走了，故乡越来越贫瘠，越加萧条。那些曾种满庄稼的土地，大多已经杂草葱茏、枝蔓横生，热闹的山村在改革的春风中变得更加寂静，寂静得人影稀落。

李文白独自坚守在家中老屋，他已经不在每天扛着锄头到山坡上去，山坡上已经没有能藏身的油菜地，他和邻居媳妇罗元梅的约会改在了家里，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人，他们俩翻江倒海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想来，我的故乡里，最应该感谢改革春风的是李文白，当村里人携家带口陆续离开后，孤寂的村庄便可以任他驰骋，他可以放心地把罗元梅带回石墙黑瓦的屋里，尽情享受郎情妾意。

罗元梅丈夫的依然在外做泥瓦工，岁月没有蹉跎他的泥瓦匠技艺，他已经从泥瓦工升级为泥瓦匠。祖国正在蓬勃发展，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正在快速扩张，建筑工地如浓春时节的山野——遍地开花，黄色的塔吊耸立成林，数不清的工地对泥瓦匠的期盼可以说是‘嗷嗷待哺’。

作为泥瓦匠的罗元梅的丈夫，在建设者队伍里兢兢业业，一年只能回家几天，他与数以千万计的建筑工人一起奋战在建设的第一线，城市正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奋力建设中繁华起来，唯独荒芜了他自己的老婆。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文白是伟大的。

当罗元梅的丈夫全心全意投身城市的建设中时，他留守家乡的老婆自然就荒芜了，所谓家与国不能兼顾，罗元梅的丈夫选择了建设祖国，抛下妻子、孩子在家相依为命，每月像盼着流星照亮夜空一样，盼望着他寄钱回家。

罗元梅的丈夫对祖国的建设，并不是无偿贡献自己的泥瓦匠技艺，改革春风已经早刮起市场经济，罗元梅的丈夫有一个响亮的身份名头——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数以亿计，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出时间和精力加快建设，各大新闻媒体已经把这类人群的称呼统一简化，更不再按工种的不同区别他们的身份和职业，统称：民工。

估计是祖国的建设太过急迫和充满，底层的劳动者们在挥汗如雨的同时，繁华的受益者们却已经把他们笼统地、野蛮地、粗俗地归为一类人——民工，文化界、新闻界、开发商等等，好像已经没有多余精力为底层劳动者区分职业类别和技能类别，数以亿计的底层劳动者就这样得到一个统一的称呼——民工。

是社会把头衔简化了吗？非也。底层劳动者叫民工，稍微大方一点的多用几个字，称呼为进城务工人员，可其他行业的头衔却如烂漫的山花一样竞相开放。如果底层劳动者叫民工，别的人统称为非民工，那么还能相得益彰，可并不是这样，记者、编辑、作者、作家、副教授、教授、美发师、专家、学者、正科、正局、正厅、正部等等五花八门，多得比我读过的万卷书都多。

数以亿计的底层劳动者称呼简化为民工，估计是因为其它行业占据了太多头衔名额，好像民工巴掌厚的《新华字典》里没有多余空间存留他们的头衔，更无法区分他们的职业类别和技艺类别，全部腾出地方让位新出现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