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零二教育为国之根本上（1 / 2）

虽然我对于倭寇的空袭做出了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我利用我们现在有的东西为重庆做到了我所能做到的最大极限，但是即使如此，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不，是完全没有信心能够保护重庆，我最多只能将人员伤亡降低，这也是我所需要做的。

做好了防范措施，我却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众的防范能力和反应能力，面对着空袭的时候，人们心中总是有着无尽的恐惧，因为空袭可以把远在千里之外的战火硝烟瞬间带到你的面前，并且用上最大的能力收取你的性命，摧毁你的家园，瓦解你的信心和信仰，这是空袭最让人恐惧的地方。

对此我没有任何的办法，我没有空军可以调动，我没有雷达可以预警，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人力预警，但是人力预警实在是有很大的缺陷，要是单纯的依靠人力预警，那是要出大事的；所以，我责令重庆市市长组织市民参与学习防空知识，并且定期组织防空演习，而且还宣布，政府会在不定期不定时拉响防空警报，进行防空演习，虽然这样可能会干扰到大家的正常休息和生活，但是为了保命，这是必须要做的。

对此，市民们表示了理解，毕竟谁也不愿意丢了命，所以，这个政策就这样颁布下去了，市政府会在凌晨、清晨、午后、傍晚、深夜拉响警报，有时候三天不拉一次，有时候一天拉上好几次，对于此，我们也有要求，要求市民们就将这些警报当成是真的警报，不论有无倭寇军机前来轰炸，都要认真对待，为此，我们还树立了大量的路牌，告诉群众们那里有防空洞，如何去往，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伤亡率，为此，校长狠狠地表扬了我。

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时刻，是我们估计不了的，比如年纪比较小的孩子，还有学校这样高密度人群的地方。

因为倭寇的侵略，原本数量众多的沿海各省的学生和学校都迁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于是西南诸省人口骤增，各城市人口骤增，尤为明显的就是学生，还有无处不在的简易学校，这些简易学校都是为了学生们上学准备的，校长对于教育不是一般的重视，就算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学生们吃饱穿暖，教育为国之根本，校长深深地明白，父亲的那笔钱很大一部分就是用在了学校的建立和师生们的迁移安置上。

但是在学生们当中除了大学生拥有较高的素质和反应能力之外，高级中学的学生还有初级中学的学生更甚至是小学生，他们绝大部分都不具备完整的防空素质，甚至反应不够，遇到倭寇空袭就只能哭，尤其是小学生，学校和教师都感到压力非常大，教育部门的压力也很大，毕竟不是周末的话学生们一个白天都会呆在学校里面，除了政府和工厂，整个城市里面，人口密度最大的就是学校。

同时最危险的也是学校，政府公务员和工厂的工人都具有很好的素质，受过严格的防空培训，心理素质强大，不用担心；但是学生们，尤其是未成年的学生们，是我们最担心的，校长屡次召集市政府和相关人员讨论这些事宜，但是始终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学校也为此感到极为烦恼，甚至选择在晨光未露之时上课，而在雾散时跑警报，学生们披着劳作课自织的“防空网”疏散到校外田野。

我们为此伤透了脑筋，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不过还好，重庆是座“雾都”，每年的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五月，是大雾期，一般都是雾气茫茫，倭寇大抵也知道，所以这段期间倭寇的飞机很少会来重庆轰炸，我们也就可以稍微放心一些，做些其他的事情，从五月开始，就是倭寇空袭的多发期了。而现在正好是大雾期，所以，我还有不少的时间，可以对应倭寇的空袭。

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我按照老样子，一早就来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处理一天的事物，安排士兵协助重庆市政府进行重庆的重建工作；自从这个司令部建立之后，我就把一百军的职能进行了转换，三个主力师分批轮换着工作，一年十二个月，正常时期，每四个月一个轮换，一个师负责重庆的治安和重建，一个师进行整训和拉练保证战斗力，另一个师负责整个重庆的军事安全。

而我的工作就更为繁琐了，我的存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存在，为重庆市政府分担了很大的压力，解放了人手本就不足的警察总队，使得他们可以放心的参与防空训练；但是我的工作就更多了，每天从早忙到晚，还是非常的困难。

而就在这一天的一早，我收到了一份请帖。

这是一封重庆市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以南开中学的名义发给我的请帖，原来南开中学为了增强学生的视野，发散学生的思维，组织了一项很有特色的活动；就是每周邀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观点的名人来校演讲。他们讲国际大局、抗战形势、时政财经以迄天文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修身养性、立志报国等，无所不包，大大开阔学生的视野，张伯苓先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也是一位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对于他我还是十分尊敬的，而且我也一直非常的关注教育，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决定抽出时间去一次。

中国之贫弱，说到底还是因为教育的落后，只有关注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根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无论何时，都以教育为第一要务，这样就能保证国家民族之精神不灭，国家与民族不灭；南开中学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集中了许多有名气的教育家，一些大家明明有去大学当教授的资格，却放弃了，甘愿到中学做教员，因为他们认为中学阶段对青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