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 雄。
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原本便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