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川雒联盟诚心降服之后，在赵弘润的影响下，司马安那『非我族类尽屠之』的战争理念难免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因此不夸张地说，司马安可以说是驻军六营中最支持赵弘润的大将军，因为在司马安看来，诸皇子中，唯有肃王赵弘润合他的脾气。
相比之下，浚水军的百里跋与成皋军的朱亥虽然也支持主战，但并不如司马安那样坚定，这两位大将军认为，只要能守住河东郡即可，完全不必反攻韩国，与韩国撕破脸皮。
而司马安的想法则更与赵弘润一致：既然要打，就要把韩国打出屎来，让其日后不敢再小觑魏国，否则还不如不打。
而相比较主战派，朝廷臣子则倾向于议和。
在这里就要提两个人物，一个是户部尚书李粱，一个是礼部尚书杜宥。
或有人说，户部因战而富，这话一点不假。
记得五年前，当年仅十四岁的肃王赵弘润还未出征讨伐楚国的时候，魏国户部的财政情况仍非常窘迫，哪怕赵弘润后来提高制作的蜡烛工艺，与户部合作，也只是稍稍弥补户部在财政上的赤字而已。
因此，户部曾经极力希望削减驻军六营的军费，因而与百里跋、司马安、朱亥等大将军天然对立。
但是随后，肃王赵弘润打败了暘城君熊拓，开拓了楚国平舆与魏国商水的暗下走私贸易，又出征使三川臣服，开拓了三川贸易，这两趟贸易路线，使得户部一下子富足了起来，以至于当年提议削减驻军六营军费的提案，如今早已被人抛在脑后。
可能魏国国内的王公贵族们在这两趟贸易路线中获利亦不小，但相比较而言，这些人所得的利润，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户部，毕竟户部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的财力。
但即便是获利最大的户部尚书李粱，此番亦不支持与韩国开战，原因就在于，因为当年『魏韩上党战役』的惨败，使得魏人在韩国面前天然弱势。
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当初在赵弘润初次出征时极力支持讨伐楚国的礼部尚书杜宥，这次亦站在了主和的这边，联合朝中其余臣子，曾多次联名上书，劝阻魏天子一意孤行纵容北疆诸军讨伐韩国。
可让所有朝臣都大感惊愕的是，此战他魏国居然赢了。
这里所说的赢，可不是指前一阵子肃王赵弘润夜袭夺取了韩国的王都邯郸。
事实上在得知这件事后，魏国朝臣反而惊慌失措，因为他们知道，韩国仍有好几支强大的边军驻守在韩国的边境，而如今肃王赵弘润攻克了王都邯郸，相信韩人必定会请调那几支边军。
因此，本着『事已至此多说无用』的想法，朝中的主和派亦只能鼎力支持北疆诸军。
可想到，不到半个月，韩国居然承认战败了，这让朝中诸多大臣们又惊又喜。
八月初十，垂拱殿正式传旨通告全城，将『北疆战事以魏胜而终』的结果告诉了城内的臣民。
在证实了这件事后，大梁臣民在震惊之余，再次沸腾起来。
要知道，这次『魏韩交锋』对魏人的意义非常大，因为这承寄着魏人渴望洗刷当年战败上党战役惨败、初代魏武军全军覆没的耻辱的期盼，关系着魏人能否从此摆设对于韩人的恐惧，能否在韩人面前挺直脊梁。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这个消息迅速被传开后，魏国国内那些曾经有祖上战死于上党战役的军户、武家，纵使如今家业已日益萧条，仍不惜筹钱设宴宴请宾朋，庆贺此战的胜利。
尤其是大梁，北疆大捷，直接导致大梁市集的鸡鸭鱼肉，价格比以往涨了三成，可即便如此仍供不应求，以至于朝廷为了稳定物价，只能暗中插手干涉。
正如魏天子所猜测的那样，御史监果然上奏弹劾肃王赵弘润暨越，毕竟与韩国王室谈判签署和约这种事，应该由礼部来主持，赵弘润虽贵为皇子，但本质上仍然是前线的将帅，实在不应当贸然与韩国议和，哪怕你装装样子请示一下国内呀。
只可惜，在举国欢庆的氛围下，谁会去在意这份由御史弹劾肃王的奏疏？
因此，这份弹劾的奏疏很快就没埋没了，连一丝涟漪都没能荡起，甚至于，或许御史大夫们也早有预料，以至于递上奏疏后，见垂拱殿没有反应，提都不提此事——反正他们这些言官已经上奏弹劾了此事，至于如何处置，那就是天子与监国雍王的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赵弘润有件事猜错了。
他原以为国内贵族并不会满意他此番与韩国签署的和议，但事实上，在他的影响下，魏国贵族们的眼界逐渐开阔，以至于韩国出兵河西这件事还完全没有头绪，便已有不少贵族势力死盯着『河西令』或『河西守』这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