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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 第36节(2 / 2)

徐冰洁也知道她哥哥是在补偿她,心里可高兴了,眼睛亮亮地点着头,又不忘说:“那哥哥跟我一起去谢谢苏青好不好?她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有钱借我的,还得跟她姨母要,我是真心感激她——择日不如撞日,干脆就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好吗?”

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可徐冰砚却无心跟妹妹的同学有太多往来——她们虽然都还小,可毕竟也是男女有别,他跟一个不熟悉的女学生走得太近总归是不好的,会伤害人家的名誉。

“不了,”他直接表示了拒绝,“我还有公务,稍后见过你们校长就走。”

徐冰洁听前半句时本来还想再争取两句,可后来一听哥哥要去见她们校长便又紧张了起来,哪儿还顾得上继续做媒拉纤?只急着问:“见、见校长?……见校长做什么?”

徐冰砚一看妹妹这副心虚的样子就知道她近来没在读书上下什么工夫,一时之间也有些无奈,没答她的问题,只说:“再过不到半年你便要中学卒业,往后要做什么你自己可曾仔细打算过?”

如今摆在女子面前的大抵无非两条路:要么踮踮脚、央求家人供自己去读个女子大学,要么中学卒业后便嫁做人妇生儿育女——徐冰洁可不想嫁人,只想一辈子跟哥哥和苏青待在一起,眼下支吾了一阵,就说:“我、我想读大学……跟苏青一起,去读南洋女子师范学校……”

那是民国新立后由华商凌铭之创办的女子大学,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去处,倘若在校期间能有优异的成绩,卒业之后或许还可以留校任教。

徐冰砚点了点头,也没反对她的想法,只是问:“你的课业……”

女子学校的门槛虽较圣约翰大学、震旦公学等而言低上不少,可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读的,以徐冰洁现在的课业成绩……要上大学恐怕比较困难。

小丫头支支吾吾答不出话,在哥哥面前一直丧气地低着头,张颂成在一旁偷看,心里别提多畅意了,还暗暗琢磨:瞧吧,这就是不学无术的后果了,有个二甲进士出身的哥哥又有什么用?自己还不是读不好书?平日里就知道在他这个小副官面前撒泼耍赖逞威风,到自己哥哥面前怎么就怂了?什么脾气都没了!

他心里舒坦极了、觉得长官替自己出了气,不幸的是乐极生悲未能掩住自己的幸灾乐祸、还不巧被那位刁蛮的徐小姐发现了,她当时就暗暗瞪了他一眼,后来等长官去见校长时她还把他逮住了,个小祖宗叉着腰站在他跟前,虎着一张脸问:“你刚才在笑什么?是在笑我么?”

张颂成一听立刻端正了神色,很严肃地回答:“绝无此事。”

徐冰洁冷哼一声,也觉得自己刚才露怯被人拿住了把柄,一时也是英雄气短,顿一顿又开始找场子,说:“上大学本来就是极困难的事,你以为能有几个女孩子办得到?我已经很厉害了,不信你出去问问,看看谁比我厉害?”

张颂成闻言心里撇嘴,心想这徐小姐也太会自吹自擂了,偌大一个上海滩,怎么会没人比她厉害?——白家那位小姐不就比她厉害么?人家也读了大学,还是留洋的呢。

他心里一通腹诽,可面上却表现得十分老实,只顺着徐冰洁的脾气附和:“确实确实。”

他说得规规矩矩的,可在徐冰洁听来莫名就是有些阴阳怪气,气得她瞪了他一眼,想了想又觉得没必要跟他一个小副官计较,探头看了看发现哥哥还没回来,就又朝张颂成凑近了几步,压低声音同他说:“你别管我上不上得了大学,只管替我看好我哥哥就是了——我如今忙于读书,也不便在他身边多待,倘若他身边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出现、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跟我通个气!”

这般荒谬的要求张颂成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回了,起初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所谓“奇奇怪怪的人”指的都是跟长官走得近的女人。

唉,这当妹妹的管得这么宽、想来往后也定然是个令人难以招架的小姑子,这让张颂成不禁为长官未来的妻子捏了一把汗;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倘若最终跟长官结婚的真是白家那位厉害的小姐,那这姑嫂之间谁胜谁负就很难料了……那位小姐的脾气似乎更糟一些,说不准还能反过来治治这小姑子的坏毛病呢。

他是越想越痛快,眼前已经出现了徐冰洁被嫂子调理的生动画面,嘴上的回答于是就慢了一拍,结果立刻被徐冰洁不满地打了一下。他速速回神,一边摸着自己被打疼的左臂一边点头说“知道了”,过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嘀咕:“兄嫂之间的事情……恐怕做妹妹的不应当管那么多吧?”

徐冰洁一愣,像是没想到张颂成还敢顶嘴,又凶巴巴地瞪了人一眼,先是义愤填膺地说了一句“你懂什么”,随即又扭过头去看向别的方向,神情依稀有些落寞了,声音亦低了下去,自语一般说着:“我当然要管了……否则我就再也没有家了……”

第59章 往事 “等你见到冰砚了……记得让他给……

徐冰洁知道的, 哥哥这个长了一张娃娃脸的副官永远都不会明白她的处境,甚至也许就连哥哥也不知道,她究竟有多么害怕跟他分离。

她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不幸又有一个清贫凋敝的家族, 祖上没有田产, 父亲是个不得志的秀才, 原本靠在私塾教书换一些微薄的银钱,后来却又因为抽上大烟而丢了差事, 自此便荒唐度日,不是喝酒买醉便是吞云吐雾,人黑黢黢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母亲是个可怜的女人,大字不识一个, 只能靠给人浆洗衣服熬度日子,每到冬天十个手指都肿得像萝卜,比男人的手还要粗糙丑陋;这日子本来就已十分不幸, 后来却还要再供可憎的父亲去烟馆醉生梦死, 一人要干几家活,累得比牛马都不如, 无论谁见了都要叹一句可怜。

她还有个姐姐, 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姐如母,从小就要帮母亲做活,在她出生后还要带她, 如今回想起来她年幼的时光大多都是在姐姐瘦弱的背上度过的,她背着她给人绣花、洗衣服,又背着她走很远的路去烟馆找父亲,那里的人都像死尸, 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又脏又臭的大通铺上,呛人的的烟味就算隔着二里地都能闻得清清楚楚,令人恶心得想吐。

成器的只有哥哥一个。

他书读得极好,自小便名声在外,江浙一带自古多出状元,乡里的人都说哥哥往后会有大造化,说不准还能被皇帝赏识赐下官身,从此就平步青云改了命数;咸丰年间的状元钟骏声先生也看过哥哥的文章,说他“笔下生锦绣”,他日必有大乾坤,绝不会是庸庸碌碌之辈。

母亲很信这些、更把这当成唯一的指望,一心只要哥哥读书、从不许他做别的,即便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也绝不会让他帮忙做活,逼得哥哥只能偷偷给人写些书信墓志之类的东西赚点润笔补贴家用,明明是做好事,可又每次都像在当贼,还生怕母亲发现会发脾气。

相较于哥哥姐姐,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总是没那么多负担,只要老老实实自己长大就好,生计之类的事都轮不到她操心;尤其到她五六岁时家里还出了大喜事,哥哥中了二甲、果真见到了紫禁城里的皇帝,要留在皇城根下做大官了,每月还能包上好些雪花银托人千里迢迢送回家里,父亲母亲见了都是欣喜若狂潸然泪下,纷纷感慨他们总算要熬出头了。

在那之后他们一家过了些许顺心如意的日子。

母亲不必再给人浆洗衣服、可以好端端过几天舒坦日子了;姐姐也不必再整日于昏黑的灯下缝缝补补,可以养一养那双几乎算是半瞎的眼睛了;父亲就更恣意,总算有钱抽上更好一些的大烟,人是成天不着家,待在烟馆的日子比待在家里的多得多。

……直到有一天他死在了那里。

烟馆的人来报信,让她们娘儿几个去抬人,说话的时候神情平静极了,像是见多了这等污糟事;也的确是常见,在他们烟馆寻快活的人多得不知凡几,三不五时就要死上一个,有的能找来家人给安葬,有的干脆无人认领就烂在他们那儿,逼得他们到后来不得不专辟一间屋子出来陈尸,也着实晦气。

她跟着母亲和姐姐一起去给父亲收尸时心里害怕极了,那黑洞洞的烟馆就像吃人的恶兽,会撕出赤淋淋的血肉、会吐出阴森森的白骨,偏偏身处其间的人感觉不到危险,一个个仍惬意地躺在破落的木板床上拿着长长的烟枪,浓烈的白烟被他们陶醉似的吸了进去、又从他们腐臭的口鼻处争先恐后地钻了出来,烟气消散时他们的命也被抽走了一层。

她们要穿过那间烟气缭绕的屋子才能找到父亲停尸的地方,进门时她听到了一些女人的声音,喘气的动静很奇怪,还伴随着些许不正常的叫声,她好奇地探头去看,却被母亲一把捂住了眼,又听母亲嫌恶地骂着:“脏东西,都是脏东西!”

她那时还小,听不懂这些,只知道母亲在生气,可又不明白她在气什么;唯一懂得的是父亲的确死了,就躺在烟馆后院的一间破屋子里,骨瘦如柴,脸色都是灰黑的,好像是被榨干最后一丝活气后死去的。

她哭了,也说不上是因为悲伤还是恐惧,母亲和姐姐却都没哭,脸色只是一片苍白的漠然——尤其母亲似乎还感到了几分痛快,只到最后用草席子裹住父亲的尸体时才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凄苦,这都不值得说了。

她们一起葬了父亲。

那是她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竟然那么容易,几天前还好端端的一个人,几天后便要被埋进黄土里了;分离就更容易,甚至不需要什么仪式,只要父亲拿着烟枪背着手走出门去,他们这一辈子就不会再见了。

她穿着一身孝服,跟着母亲和姐姐一起在灵堂上跪着,一会儿被这个人叹息着摸摸头,一会儿又被那个人抹着泪说一声可怜,但其实这些人她一个都不认得,整个人恍惚得像在做梦。

后来终于熬到丧事结束,母亲和姐姐便开始收拾家当——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破烂儿,顶多有几件好衣裳,是哥哥做官后母亲为在乡里摆一场体面的宴席而特意找裁缝做的,只穿过一两回。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就追着母亲和姐姐问,她们说是为了离开家乡北上去找哥哥——这太好了,哥哥是官,一定能让她们吃饱穿暖,他也不会像父亲那样惹母亲生气伤心,他们会一起过得很好的。

她很快活,日日盼着早日去到京城,想象着天子脚下的皇都有多么富丽堂皇,一定连地上铺的砖都是金子做的;她还想见哥哥,虽然她从小跟哥哥玩儿的不多,可她知道哥哥是疼爱她的,还教她背过古诗呢。

可惜最后乐极生悲……她们在北上的途中遇到了山匪。

那是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比如今新立的民国还要乱,她母亲就撞见过许多热闹,譬如到处打仗的红头巾,譬如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譬如在庚子年一口气打到北京城的八国联军……数也数不尽。跟这些一比抢劫的山匪算什么?都是小打小闹,都不值得搬到台面上说的。

可就是这样一桩不值得同人说道的祸事要了母亲和姐姐的命。

她那时太小了,还不到七岁,已经记不清确切的场面,只偶尔在做噩梦时会再次听到强盗们猖獗的大笑;她还能看到母亲,把唯一的马给了她和姐姐,自己则留在车上面对着逐渐逼近的匪徒,撕心裂肺地大声喊着“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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