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洪秀全其实远没有林清的天分和才干，所以他的事业起初远不如林清之顺遂。
他首先在自己的同学中传教。由于他的成绩在同学中算拔尖的，所以他在同学中还蛮有威信。加上道光十八年的那场大病尽人皆知，所以他说动了同学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
然而，再往下，他的事业就难以为继了。官禄布附近的人都是看着他长大的，知道他到六岁还尿床，九岁时偷村东头黄阿公家的红薯被追得哭爹喊娘，不可能相信他是什么真命天子。有一次他到邻村传教，居然被人当成犯了疯病，按到担架上给抬了回来。屡受挫折，他只好和冯云山相约“云游天下”，到外面碰碰运气。洪仁玕对科举还有一点幻想，忙着赶考，没有参与他们的冒险。
两个人首先想到了大城市广州，那里人烟繁盛，应该有戏。然而，广州人根本没耐心听这几个乡下人说“胡话”，整个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都走遍了，连一个人也没动员到。没有办法，他们又回头北上，进入消息闭塞的山区，这里倒多少有了点收获。历经磨难，他们终于掌握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传教规律：一、只有在偏僻落后的地区，人们消息闭塞，头脑质拙，容易屈从于命运和鬼神，因此容易入教。
二、免费治病，是传教的最佳手段。
三、教主应该尽量神化自己，减少与教徒进行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以避免被人发现其口臭、六指儿之类暴露其凡俗属性的细节。
于是，他们干脆长驱西进，来到大山丛中的广西，寄居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
1845年前后，广西桂平、贵县的山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从广东来的一个洪先生，曾经上过高天，见过天帝，被天帝封为太平天子，来到这里，劝人向善。洪先生有特异功能，“能令哑者开口，风瘫怪疾，信而即愈”。不管多么重的病，只要找他摸一摸头顶，口里念诵念诵，就会霍然而愈。求洪先生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洪先生很难见到，通常都是一个叫冯云山的人传话。这位洪先生平时居住在深山之中，来去无踪，一般人轻易见不着。据说有一个打柴人在山上遇到洪先生卧在一块大石头上睡着了，变成了一条盘在石上的白龙。据说这位洪先生还会腾云驾雾，一日行千里。
洪先生和冯云山到处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还说，几年之后，天下将会大发瘟疫，信教的平安无事，不信的得家破人亡。
五
虽然费尽心机，发展了一百多个信徒，可是洪秀全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因为深山中的这些穷苦人根本无力供养他们的教主。表兄家连着几个月的红薯粥实在倒了洪秀全的胃口。这样当教主，还不如回老家继续当“孩子王”。于是他对冯云山说：“表兄家苦，甚难过意。”意思是别传什么教了，还是回家过安稳日子吧。冯云山意志坚定，不同意撤退，二人“语言有拂逆”。洪秀全一甩袖子，撇下冯云山，自己回老家去了。
如果没有几年后意外获知冯云山在广西传教获得巨大成功，洪秀全也许就此抛弃宗教家的身份，重归正常社会秩序之内，继续做大清朝的顺民了。如恩格斯所说，历史需要巨人，就肯定会产生巨人。但是这个巨人不会是意志薄弱的洪秀全。
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继续做起了私塾教师。然而“孩子王”的生活过了不久，他又厌烦了。他已经屡屡被证明是一个做事没有常性的人。他突然脑筋急转弯，既然自己对基督教这么熟悉，为什么不加入真正的教会，做一个领工资的职业宗教工作者呢？对于一贫如洗的他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
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来到广州，到传教士罗孝全那里学习基督教理。罗孝全对于一个中国人主动来“寻求真理”十分高兴，留他学习几个月后，组织了对他的面试，以决定是否让他受洗。洪秀全的前几个问题都回答得还不错，但是在一个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上，他却犯了错误。
《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记载，罗孝全是这么说的：“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
那意思就是说，入教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发财或者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一下，洪秀全慌了。“受洗后获得教堂职位的薪金，在当时是正常的事。”（《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别人都有工资，难道偏不发给我？他马上回答：“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以后将怎样维持生活。”这句话坏了事，教会认为他动机不纯，他没能入教。
懊悔不已的洪秀全只好收拾行囊。他不想再回家面对那些笑容中暗含讥讽和怜悯的父老，于是决定重回广西去找冯云山，继续拿山寨版基督教碰运气。一路上，他都在后悔自己的愚蠢回答。细想一下，他提的根本不是个问题：入了教，教会自然会给自己资金。还是自己的脑筋太笨了！
因为这一偶然，“洪秀全与基督教会擦肩而过”。如果他顺利入了教，很有可能以一个温饱而体面的传教士为职业了此一生，这个偶然推动了他命运的又一个转弯。《天国的陨落》因此这样评论道：“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对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起义
一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公元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公元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他们别无选择。
二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代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代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一个新王朝初期的三十年内，能够在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得多。据学者推算，去掉赋税后，中国农民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640斤。而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1070斤。而且，就连这么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时常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毁坏。
专制权力只会越来越贪婪。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三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众人”、“农夫”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百姓”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高度刚性的状态，所以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欧洲国王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申诉，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样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申诉渠道。他们是被堵住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中最容易受损害的群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推举自己的代言人来与其他阶层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爷”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又太少。拦轿喊冤、进京上访，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成功的概率实在太小。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犯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统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涨，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佃户要求减租的社会风潮。一开始，这种申诉活动是和平的，老百姓通过直接向县令跪求或者罢市的方式进行。然而，官府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敷衍过去。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乾隆十一年，福建人罗日光等人“聚众会议”，暴力抗租。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触动了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这一事件立刻被报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专门下达了谕令：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君主。他当政时，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甚至，他在诗文中对饥肠辘辘的百姓也颇具同情、怜悯之心，至于“所愧泽末薄”“辗转增叹息”一类悯农自责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安定”与“百姓疾苦”发生冲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他担心以下抗上的“刁风”一开，会威胁到“纲纪”，逐渐动摇大清的基础。对此类群众闹事，他必亲下谕旨，屡屡强调“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刁风由兹斯长，不可不为远忧也”，要求各地官员务必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乾隆帝讲过一句至为精彩的话：“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虽然爱孙子，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
这就是君主专制统治的逻辑。
在这种思维的禁锢下，政府面对百姓，永远是一副严厉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百姓面对官府，永远是一种恐惧、躲避和驯服的表情，永远只有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传统社会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这一底线时，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
四
“造反”，在旧时代的语言里，是最丑陋、最罪恶、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
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满门抄斩的风险，而且意味着他要与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规范或者说“纲常”为敌。广大农民们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说，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只有死到临头时，农民们才会把手伸向身边那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粮食：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间有（被捕）获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