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三回遵义会议换舵手四渡赤水出奇兵（上）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何时转移、向何处转移均未向各级指战员做出传达和解释。事实上，博古、李德曾数次请示共产国际，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模棱两可、优柔寡断。直到国民党军队逼近瑞金时，红军无线电队破译了敌人的电报密码，得悉蒋介石将发起战役总攻击。博古、李德闻讯，才匆忙决定放弃苏区，实行转移。但要转移到何处去却心里茫然，毫无主见，致使撤离苏区的行动缺乏准备，极为仓促。幸亏毛泽东、周恩来早有远见，与粤军统帅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在敌人的“铁桶”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根据毛泽东的实地调查，在苏区西南方向的封锁线上，敌人部署的兵力并不强，最适合作为战略转移的突破口。中革军委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命令红一军团迅速出击，在敌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缺口。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昼夜兼程，飞兵奇袭，在赣县的王母渡到新丰县的新田之间，经过激战，打开了一个五十多里宽的缺口。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队人马陆续跟进，用了一周的时间，安全通过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主力继续西行，旬日后进入湘南。由于敌人并不知道红军的突围方向，且地方杂牌军防守不力。红军出其不意，一路冲杀血战，一路大踏步前进，顺利越过了敌人的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流域。
此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即部署追剿和堵截。他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薛岳、周浑元部，计十七个师尾随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进至粤、湘、桂边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部五个师于灌阳、全州、兴安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蒋介石共调动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潇水以东地区。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躺在担架上，与一同患病的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反复议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分析日益严峻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遂向中央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近之时，组织力量反击，寻歼敌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一部，迫使蒋介石改变部署。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界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可惜，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一味消极避战，只知盲目逃跑，丧失了一次良好的战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防线。红军先头部队第二、四师星夜奔袭，抢在敌军到来之前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地域。然而，由于山地崎岖，道路狭窄，后续部队携带辎重、伤病员过多，行动迟缓；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尚未赶到渡口，就遭到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敌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湘江两岸的红军部队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取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数十架敌机低空盘旋，俯冲扫射，频频投弹。湘江两岸弹雨纷呈，人喊马叫，一片鼎沸。大队红军拥在岸边，争先恐后的从几条狭窄的浮桥上强渡。三倍以上的敌军正从两面夹击而来。博古、李德从未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局，几乎吓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千钧一发之际，军委主席朱德挺身而出，命令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向江左、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向江右展开部队，迎头阻击来犯之敌，掩护中央机关和总部过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迅速出击，在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场与敌展开血战。敌机投弹，炮火猛轰，机枪扫射，弹雨倾盆；各战场飞沙走石，烟火弥漫。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死尸堆里、炮弹坑中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军号凄厉，白刃搏击，双方在十余里广阔的战线上搅成一团，硬冲硬拼，打得无比残酷、壮烈。红军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湘江两岸，摆满了层层叠叠的尸体，江水奔腾，翻卷着滔滔殷红的血浪。
空前激烈的阻击战坚持了五个昼夜，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队拼死渡过了湘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奉命撤出阵地，向西延地区撤退。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却因浮桥被敌机炸断，而受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奋战，予敌以重创，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真个是：血染黄沙土成泥，尸壅湘江水不流。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极其惨重，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五千人。
站在湘江西岸，面对江面上漂浮的密密麻麻的红军尸体，生性冷酷、铁石心肠的林彪忍不住泪如泉涌；性格刚毅、威武顽强的彭德怀忍不住失声痛哭。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湘江血战最伤悲，中央红军突重围。五万将士捐生命，纵使铁人也泪垂。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彻底破产。但红军也遭受了空前的惨败，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此时，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诿过于人，粗暴地训斥各级指战员不会打仗。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于惊慌失措中与李德商定，命令红军向北前进，企图与湘西境内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湘江惨败刺痛了每个指战员的心，部队中怀疑、不满的情绪明显增长，很快达到了顶点，没有人再盲目执行博古和李德的命令，而是开始了公开的抵制。行军途中，几乎每个人都在反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为什么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为什么濒临绝境？”“谁是葬送苏区的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