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什么“膝盖以下”，什么“咽炎”，都是这混蛋玩意装的孙子。
除了市局那一帮人，费渡和常宁都属于外向会说话的类型，很快就能融入气氛，看着一点都不像外人，郎乔还狗长犄角装了个洋，带了两瓶红酒过来，除了未成年人，一人倒了一杯，热烈庆祝陶副加入房奴狗大军。
郎乔机灵地看出陶然和常宁之间粗大的单箭头，当着常宁的面，即兴口头组织了一篇“陶副礼赞”，从陶然如何爱岗敬业讲到他热爱生活热爱小动物，又分门别类地列举了陶副队多年来为了保护广大“碎催”，和鬼见愁的骆队长做出的种种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在骆闻舟皮笑肉不笑的注视下，她话音生生一转，凭空给陶然编造了一个加强连的美女追求者，吓得陶然赶紧作揖，恳求这位女施主不要无故坏人清白。
“陶哥真的很有耐心，”费渡适时地插话进来缓解尴尬，“将来自己有孩子肯定也是模范爸爸，我小时候没少给他添麻烦。”
陶然面红耳赤地连连摆手。
常宁好奇地看着他。
费渡抿了一口红酒：“我妈没得早，陶哥当时正好是处理我妈那起案子的民警，当时我父亲顾不上管我，他义务照顾了我好一阵——其实我那时也十多岁了，就算没人管，自己也饿不死，但我是在他这才知道什么叫‘认真生活’，姐姐，你别看他自己老是瞎对付，其实照顾起别人来，什么都能替你想到。”
常宁听完了这伙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推销陶然，别的没感觉，先觉出了陶副的好人缘，忍不住偏头冲着陶然笑。
陶然的酒量本来就是比“一杯倒”强点有限，被灌了大半杯红酒，头已经晕了，又被梦中情人似笑非笑地瞄着，他整个人完全丧失了思考机能，窘迫得胡言乱语起来：“没有没有，真……真没有，小费渡那时候也不是我一个人照顾的，大家都关心你，连我师父后来听说，都时常会问几句……还有那谁——闻舟，你别看他平时不说，其实偷偷去看过你好几次，你那游戏机还是他托我……”
骆闻舟听着话音不对，连忙在桌子底下给了他一脚，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陶然所剩无几的平衡感在他这一脚下灰飞烟灭，整个人一侧歪，碰倒了旁边还没来得及收拾的一个装杂物的纸箱。
各种专业书、闲书、文件夹、笔记本稀里哗啦地掉了一地。
费渡和骆闻舟一人守着一个桌角，各自僵住。
郎乔没心没肺地用胳膊肘顶了骆闻舟一下：“真的假的，老大，你还干过这事，好尴尬哦。”
骆闻舟：“……”
知道尴尬你还广而告之！
他顶着费渡沉甸甸的视线，硬着头皮干咳一声，欲盖弥彰地站起来去收拾陶然碰掉的纸箱。
“没出息啊，一喝多就瞎说。”骆闻舟生硬地转移话题，捡起一个泛黄的笔记本抖了抖灰，“哎，师父的旧笔记怎么在你这？”
他话音没落，一张铅笔的人物肖像从本子里掉了出来，上面画着个男人，五官端正、文质彬彬，平视纸外的眼睛里却隐约压抑着某种黑沉沉的东西。
画纸上标着日期，是二十多年前，角落里还写着注解。
“吴广川——六个女孩的尸体仍未找到。”
第37章 亨伯特·亨伯特 四
郎乔还没闹腾完，正打算乘胜追击，伙同一干同事继续围剿骆闻舟，不料一探头，正好和那张掉在地上的画像看了个对眼，吓得她酒意都从毛孔中飞出去了。
公安系统里有专门做模拟画像的技术人员，其中不乏高手，相比而言，这幅肖像画的画技实在属于初学者水平。但是很奇异的，画中人的神韵意外生动，那张脸好像曾经在绘画人的心里反复描摹过无数次，忍无可忍，方才借由生硬的笔付诸纸面。
郎乔：“这是什么？”
陶然被骆闻舟一脚踹翻，略微清醒了一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扶着沙发站起来，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来和骆闻舟一起收拾地上的东西：“是莲花山那事吧？老头念叨了一辈子。”
“莲花山”不是一座山，是燕城北郊的地名，早年属于燕城下辖的县城，已经于十几年前被划入到燕城市，成了一个开发区。
笔记本的那一页中，除了那幅传神的画像，还夹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用透明胶条贴在纸页间，时间太久了，一碰就往下掉。
它们有的是画面模糊的生活照，还有时代特色浓郁的照相馆作品——都是荷兰风车的背景布，夸张的打光，上面的少女笑容有些僵硬，像是曝光时间过长的摆拍。
照片一共六张。
老照片这东西，说来很奇怪，所有的相纸放上几十年，都是一样的褪色、一样的泛黄，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满，那泛黄的旧迹就显得回味悠长、岁月静好，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后来遭到不测，旁人再回顾他当时的音容，却总能从中看出些许诡异阴沉的气息，好像主人的怨愤与不甘都附着在了静态的图片上，冥冥之中昭示着什么似的。
“是杨老吗？”郎乔问，“他怎么会管开发区的事？”
“当时市局有个政策，不满三十五周岁的都得下基层锻炼——要么是去派出所，要么是到当时几个县里，我师父他们去的就是莲花山，在那待了半年多。”骆闻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边缘，重新夹回笔记本里，“刚去没多久，就遇上了那起案子——你可能都没听说过，那会我还是学龄前呢。”
“刚开始有个男人来报案，说孩子丢了。”陶然翻了翻笔记本，除了照片和画像以外，笔记本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纯手写的，老刑警的字相当漂亮，清秀又有力，有形有体，照片前面的一页上写着“郭恒”两个字，名字下面画了三行重点线，“对，报案人就是这个郭恒，丢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小名叫‘菲菲’。”
骆闻舟听到这里，放在一本厚教材上的手一顿，纳闷地抬头去看陶然：“你都喝成这样了，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
陶然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听老头念叨多少年了，来龙去脉我都能背下来。”
常宁平时工作忙，看电视的时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十一二岁的，已经属于大孩子了，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的，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按时回了家，从学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的。我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来来回回踩了几十遍，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监控，但是孩子回家的路没有特别‘背’的地方，当时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按理说，那么大一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可是走访了一大圈，就是一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
“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警方排查了一个遍，学校的老师校工、郭家的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小超市……一共传讯了上百人，但都一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