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可以报考吗？”
男人透过他的水晶眼镜，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当然可以，但最后能否被录取可就很难说了。”
“谢谢先生，请为我报名吧。”
几天后，我参加了大学法律系的统一考试，整个考场里，我是唯一的女性，我受到的关注不下于动物园里的珍兽。
之后我回到旅馆，等待考试结果。
父亲是闲不住的人，他最近早出晚归，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见我总是一脸忧虑，他鼓励我出门走一走，还说要带我去见识一场盛事。
我跟他乘坐城市电轨出门，结果发现大街小巷都挂满了鲜红色的鹰旗和宣传海报，马路上偶尔会跑过一队队臂套袖章的葳蕤党队员，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军大衣，脚穿厚重的黑皮靴，在大街上发放传单。
然后我在城市中心一座广场上看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场景，葳蕤党的党魁兰斯特希尔顿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公开演讲。
一座像马戏团似的巨大帐篷里坐满了人，到处悬挂着鲜红的鹰旗，观众们兴奋且期待地等待着，每个人都有着极高的热情，台上的乐队演奏着振奋人心的进行曲，人群从门口涌入，每个人都被塞了一本工人党的宣传小册子。
不久后，入口处传来‘万岁’的呼声，一位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中年男子，在两队年轻护卫的护送下，迅速走入场内，登上了舞台。人们兴奋地起身，高举着手大喊‘万岁’，他们甚至踩在板凳上欢呼，掌声如雷鸣一般。
那位中年男子正是兰斯特希尔顿，他向众人鞠躬，然后举起一只手，向各个方向行了个军礼，场上的呼声瞬间像是要掀翻屋顶，直到一阵犀利的号角声响起，现场才安静了下来。
兰斯特站在舞台中央，用一种缓慢而有力的语调开始了演讲，他没有用手稿，犀利的语句就从他口中喷薄而出，我不得不承认他极具煽动性，我的心随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个挥手的动作而起伏，时而愤慨，时而激动。讲到动人处，我想跟着落泪；讲到苦难时，我跟着叫嚷；讲到希望时，我大声欢呼。就好像在这种场合下，我的心已经不受控制，只能跟着成千上万观众一齐为台上的演讲者神魂颠倒。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两队约数百人的灰衫军扛着旗帜，手行军礼，踢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走入会场，鲜红的旗帜上用金线绣着老鹰，他们像古代的骑士一样，用手中的旗杆一下下撞击地板，发出震撼的声音，随后全场的观众起立行礼，一齐高呼‘万岁’，‘万岁’。
这场面太震撼了，如同古代神圣的宗教仪式，观众们神情肃穆，或眼含热泪，或激动狂热，连我也被这情境感染，起身跟着欢呼……
……
几天后，我接到了圣安慕斯大学法律系的来信，他们邀请我参加面试。
面试的那个早上，天雾蒙蒙的，太阳散发着浅黄色的光芒，看不清轮廓，风很大，天边的白云像奔腾的骏马一直向西飘去。浅浅的天光洒在墨绿色的苔藓上，洒在不远处浅蓝色的湖水上，洒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几只寒鸦鸣叫着飞过半空，更给秋日增添了几丝寂寥的气息。
面试处的长廊里，面对面坐着两排人，一位身材消瘦，完全秃顶的先生宣布说：“今天进行法律科第五场面试，被叫到名字的跟我进来，其他人在此等候。”他掏出一张纸看了眼，喊道：“马尔科·桑德斯。”
一位身穿深棕色正装，打着领带的年轻先生起身，深吸了口气，走进考场，而其他人都默默松了口气。
走廊里安静极了，安静到只能听到紧张而沉重的呼吸声。
“这位女士，跟您打听一下，面试困难吗？”一位先生忽然跟我搭话，其他人也纷纷把视线对准了我。
我摇摇头说：“抱歉，我也是第一次参加面试，所以不太清楚。”
“什么！面试？你不是这里的办公人员吗？”
“不，我也是来参加面试的。”
“法律系吗？”
“法律系。”
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更多了，场面一时冷下来，没过多久，房门又开了，考官先生走出来说：“安妮·纳西斯。”
我心头一跳，立即起身。
“是你吗？”考官看向我的眼神非常玩味。
“是的，先生，我是安妮·纳西斯。”
考官摆摆头，示意道：“请进，这位小姐。”
我的心脏跳动得仿佛不是自己的，比上次站上舞台当众唱歌还要紧张，短短几步路而已，我却好像走过了一段惊险的独木桥殪崋一样。
房间里摆着一张长桌，长桌后坐着三位考官，我向他们行礼后，就在对面一张凳子上落座了。
主考官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留着小胡子，头顶全秃了的先生，他率先开口说：“安妮·纳西斯小姐，请问您从哪里来？”
我的简历里有详细的家庭信息，但考官有此一问，我便如实回答道：“我来自巴巴利亚新城区，祖辈是农民，父辈是工人。”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详细地说了自己的求学经历，所擅长的学科，以及在学校获得的荣誉。
一位黑发考官说：“纳西斯小姐，我们看了您的成绩，您在凯琳斯特高中所教授的十几门学科中皆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这很难得，我们认为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女性。推荐信里您的老师也给了您很高的评价，尤其您的引荐人还是斯科蒂沃女士，作为近年来我们大学关系密切的捐赠人，我们非常尊重以及肯定这位女士的推荐，但在此我们还要多问您几个问题。”
“是的，先生。”
“您认为大学教育能为您带来什么好处呢？您将来又打算做些什么呢？”
几只鸟儿扑棱着翅膀飞过窗口，掠过跳动的小小的影子，和浅淡的日光一起映照在我身上，此时我已经不再紧张，心中甚至还有些悸动。
我是来自一座贫穷小县城的安妮，我的家乡混乱又愚昧，我的家庭平凡且破碎，而这样的我却在叩响着大学校门了，许多新城人连想都不曾想过的经历，我却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学习中一步步实现了，这一切仿佛是偶然的，却又不是偶然……它像一粒种子，来自最初视察学校的那位女科学家，然后在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下，在斯科蒂沃女士等人毫无偏见的教育理念下，终于生根发芽了。
它不再是单纯的想找一份工作，想养活自己，它已经变成了我与自己备受歧视的世界抗争的决心。
想到这里，我看向考官：“您刚才问我从哪里来，抱歉我回答的不对，我可以重新回答下这个问题吗？”
主考官点点头：“当然可以。”
回想着自己的经历，我第一次对外人吐露出心声，吐露了一些压抑在心底许多年的话。
“我来自巴巴利亚一个贫穷的地方——新城，通往新城的道路上有一座桥，桥的另一边住满了妓女，里面有我的邻居，我认识的人，有的甚至曾是我的同学。当家庭破产，一切无以为继后，那里便是许多新城女性的归宿，而家庭破产何其简单，一次失业，一次粮价波动，一次赌博，甚至只是多喝了几瓶酒，都可能导致破产，而最终为此买单的不是别人，正是家里的女人。”
“我来自一个挤满了工人的社区，社区里的男人们每天要重复十几个小时的单调工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沉重的工作让男人们压抑又暴躁，所以妻子们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也许只是呼吸声太重了，她和她的孩子们就会遭到丈夫凶狠的殴打。我们居住的板楼隔音性很差，曾有一个女人惨叫了一夜，却连个前去问候的邻居都没有，她被丈夫打死了，尸体在屋里放了三天，发臭了才被邻居们发现，期间她的两个孩子一直陪伴着这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