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的每句话都很平稳，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尽管陶知很焦虑但仍然被他的情绪感染，结束对话之后，陶知坐在桌前，拿了一个本子，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写了几句话。
他当前要面对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解开与陶勉之间的罅隙，但这件事很难，他不能说因为钟家父母厌恶他，更不能说当年收了50万，这两个理由听起来就像是无法解释的借口，何况，他难道要因此挑拨陶勉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吗？
那时候的陶知也只有十八岁，他长久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僻静山村，缺乏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层理解。当年张文骏说想要给山里盖一所学校，想要让这些孩子有更多走出大山的途径，陶知就信了，那时的张文骏还是一个面貌青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苦恼于金钱挡住了这些孩子的未来，陶知便被激起一腔热血，向钟家父母“借”了五十万。
张文骏说：“我会还的，这笔债我不会让你担。”
彼时陶知受他吸引，说：“我也可以，明年我就出去打工，我也能赚钱，我会还给他们。”
这一切其实与陶勉毫无关系，只是陶知身边唯一能借到大笔资金的人只有这个突然降临的钟家父母，陶知珍而重之写了一张借条，钟家父母当时收下了，但在他们带走陶勉后，那张借条被原封不动还了回来。
附带的还有钟母的一句口信：【照顾引宣六年，辛苦你了，钱你拿着，但希望以后不要再联系，谢谢】
他们留下的电话号码自然是空号，家庭地址也是假的，陶知唯一知道的信息来源于当时跟来的警察，他说：“钟家不是一般家庭，你怎么都要把孩子还回去的，在中州和在山里能一样吗？”
由此，陶知才能在中州附属中学最终找到陶勉的名字。
他吐了一口浊气，在本子上写下：不求勉勉原谅，陶知，错的是当年听信别人的你，勉勉不该背负这些事情，如果他知道事实，以他的性子一定会找张文骏的麻烦，也会和父母有矛盾，这不应该，他只要好好上学就好了，所以，第一件事是见到他，第二件事是，什么也别说，闭上嘴巴。
陶知不求和陶勉再有曾经的关系，他只是想他，想看看他过得好不好，只一面就足够，所以一切多余的解释都不需要，他继续写：如果他恨你，你就说，自己当年是昏了头，让他把你当成一个见钱眼开的蠢人就行了，这样他就会觉得，他的人生只是踏错了无足轻重的六年，不会对他的未来产生任何影响。
这就够了，不是吗？陶知看着自己的文字，觉得就该如此，之于陶勉，他可以无足轻重也可以锦上添花，但绝不能成为他平坦路途上一块或大或小的绊脚石。
合上本子，陶知放松了许多，他觉得自己可以不在乎陶勉的误会与冷眼，他是大人，是哥哥，是兄长，他可以承受更多，所以现在唯一的事情就是见到陶勉。
他等待着赵景深给他发消息，尽量让自己不陷在情绪中而是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周四的中午赵景深打电话来，说：“我下午去省体打球，据说你弟弟可能也会去，但我不确定，要不要来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