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高帝百战百败，终于在垓下一战打败了楚霸王，定鼎长安。他谨记强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赋税极其简单，主要的两种税是“田税”和“口赋”，这两种税是重中之重，几乎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半。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徭役”，比如营建陵墓、修建城池。
田租是本朝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主要用做百官的俸禄、祭祀、皇帝的生活资料和其他用度。高帝之时，实行“轻田租”政策，行“十五税一”之法，即国家从农民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不久，因军费开支浩大，似乎又改成“十一之税”，到惠帝刘盈时，才又恢复“十五税一”。后来，有时免除一半田租，变成“三十税一”，遇到荒年，又全部免征。直至景帝刘启二年，正式规定“三十税一”，从此遂为定制，终两汉之世基本未变。
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时，因修建宫室的需要，规定在“三十税一”的田租之外，还要计亩收钱，收多少呢?桓帝时每亩加过十钱，灵帝中平二年又每亩加过十钱，这是田租的附加税。田租，有时又称作“谷租”、“租谷”、“菽粟”，收得是实物，而不是货币。大致的做法儿，是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土质、不同年景，定出不同的通产量，以此为标准来征收田租。还有一种“稿税”，即向农民征收刍稿(即草料)，用作官养马牛的饲料。也是征自土地，且和田租同征、同减、同免。由于刍稿笨重，运输不便，有时也用货币代替实物。
仅从三十税一的税率来看，似乎本朝百姓的负担并不重。可是仔细算来，其实不然，。本朝的政论家晁错，在他的《论贵粟疏》中，将自耕农的生活做了生动的描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盛世之下的自耕农尚且如此，乱世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在大地主(或称“豪强之民”)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则要向田主交纳二分之一的产品，即所谓“见税十五”，所受剥削更加沉重。
本朝荀悦曾言：国家征收的田租，即使只有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但由于世家大族的中间剥削，农民往往要交纳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给田主，这些大地主比暴秦还要残酷。荀悦还进一步揭露：汉文帝减免田租，对少地和无地农民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增加了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的收入。吕布也曾经说过，田租收到七成儿，已经算得上仁慈了。
本朝另一类重要赋税是“口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又一重要来源，主要充作军费和对有功人员的赏赐。口赋就是人口税，其中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从西汉初开始，法令规定，人民不分男女，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期间，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纳钱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称“算赋”。商人和奴婢要加倍交纳，每人年征二“算”。
对商人加倍征“算”，是本朝“重农抑商”的既定国策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目的是保护确立农业，抑制商业的发展。对奴婢加倍征“算”，则是中央政权抑制豪强地主的一种经济措施。豪强和世家大族往往占有大量的奴婢，这会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会极大地助长地方分裂势力的财力和能力。为了防微杜渐，防止叛乱发生，本朝不得不如此。
惠帝为了改变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局面，特别奖励生育，规定女子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还不出嫁，就要征收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