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管理便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啬夫、游徼和乡佐是有俸禄的，是代表官方的，势必要考虑到自己的前程。在横行乡里的豪杰和世家大族的威胁拉拢下，他们大多数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三老则不然，他们本来就是代表民间的，一旦失掉了根基，便会成为路人所指的笑柄。高帝出身于民间，这一点他非常清楚，所以礼遇三老，经常倾听他们的声音。
高帝之后的天子们谨遵祖训，优礼三老，使得三老的地位和威望远高于啬夫、游徼和乡佐，如此一来，本朝的乡村政治便稳如泰山，成为了大汉赖以存在的基石。高帝平定异姓王之乱也好，七国之乱也好，武帝北征匈奴也好，所仰赖的都是民间乡村社会的稳定。
在三老政治之中，亭长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广设亭。史游《急就篇》曾言：“斗变杀伤捕伍邻，游徼亭长共杂诊。”亭长职司捕盗，本朝，“盗贼”的含义极广，浅显点儿解释，便是官府所认为的“违法乱禁”之人。《汉官仪》载：“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
本朝的亭长，职司范围相当广泛，来往文书的传递，接待各级官员，徭役赋税的解送，都是亭长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亭是独立于三老政治之外的另外一套系统，三老完了钱粮、有秩啬夫捕了盗，便没有他们什么事儿了。钱粮和盗贼交给亭长，便算完了差使。
“国朝之初的三老政治，到了恒灵之时，泰半已经崩坏。大小豪强，世家大族跨州连郡，横行乡里，恣意妄为。大司马主政司隶、凉州之时，乡间的三老政治早已荡然无存。有一句话说得好：大乱之际，便是大治之时。故尔，大司马重起炉灶，重新建立了三老政治，于今已经两年有余了。这次的赋税新政，便是大司马亲自面询三老，试行之后才毅然施行的。”
在司徒王允的府邸中，一处静室之内，司徒王允、洛阳县陈群，还有十几个洛阳城里世家大族的家主，正在听着大司农赵岐和少府荀攸侃侃而谈。赵岐和荀攸的脸上闪烁着红润的光芒，神情严肃，坐直了身躯，时时刻刻准备着应付这些家主们的折辩，他们早已胸有成竹。
按照本朝的律法和朝廷职官体系，少府和大司农作为九卿之二，他俩的顶头上司是司空种拂。即便如此，也只是名义上的，光武中兴之后，始设尚书台总理政务，三公因此成为虚职。先帝之时，三公都是明码标价在西园市场卖的，三公不理政事久矣，只是崇官而已。
大司马入据洛阳之后，监国的孝怀皇帝刘熙和唐太后都年幼，不能亲裁大政，只能由大司马代行监国之权。大司马度量恢弘，对王司徒、种司空、皇甫太尉等一般前朝老臣甚为优容，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此一来，三公便又重新成为实职，只是只管大事儿不管小事儿。
司空种拂早已垂垂老矣，他一生嫉恶如仇，向来为清流楷模。按照他的想法儿，这次赋税新政是极大的善政，对小民百姓们极其有利。可是，治一经损一经，对小民百姓好，自然就会对世家大族不好。种拂宦海沉浮多年，看惯了大风大浪，早就存了看热闹的心思。
当王司徒请他将大司农赵岐和少府荀攸召来质询之时，种司空自然婉拒了，不但婉拒了，还把担子轻轻地卸到了王司徒身上。“老夫老矣，就请王司徒代行其事好了！”王司徒传召二人，他的本意是给世家大族们一个交代。王司徒出身于太原王家，屁股决定脑袋，他的屁股自然是要做到世家大族一边儿的。世家大族才是本朝立国的基础，小民百姓可不是。
赵岐终于说完了，他是大司农，掌管的是国家财政，比起少府荀攸，他身上的污水自然也更多些。赵岐和马日磾一样，属于刚直不阿、正色立朝的直臣，有古大臣之风。即便是大司马有了错误，他也会当面犯言直谏的，不以官职为念，不以家小为念，只为小民百姓。
十几个世家大族的家主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他们急得抓耳挠腮，只是忌惮赵岐的声名，生怕他抡起芴板直接打将过来。一个清癯老者看了看王司徒的脸色，轻咳一声，这才缓缓开口了。“敢问大司农，此次的赋税新政，对世家大族的岁入多有损害，朝廷可有什么弥补措施？自从光武帝以来，一贯是优礼世家大族的，世家大族完了，朝廷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