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贾龙平定了平定了益州黄巾，迎接刘焉入蜀，治所便定在益州北部广汉郡的绵竹县。方此之时，黄巾大起，肆虐天下，南阳郡是黄巾的大本营之一，数万流民在世家大族的带领下，一路向南逃亡到了益州。三辅地区，也就是司隶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郡，因为关中羌人作乱，屡屡入寇，而朝廷不可制，因而一路向南，也流亡到了益州北部。
当时，三辅和南阳都是人口稠密，教育发达，百姓富庶的大郡。黄巾大起，他们无力抗衡，只得举族逃亡，首选之地便是富庶安详的荆州，其次便是益州。这两州之地，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刘景升和刘君郎又有宽厚之名，是难得打得佳地。故尔，二刘得以坐享其成，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流入益州的流民有数万户，十几万口，这些人被益州人称为“东州士”。
刘焉是正牌儿的汉室宗亲，又得到了朝廷的任命，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早在离京之前，刘焉便得到了在京的益州士人的支持，坐稳了益州牧的位子之后，他又和东州士结成了联盟，将十几万东州流民悉数收编，号称“东州兵。”东州派中，掌权的人大致分为两排，一派是温和派，以法真、吴懿、费祎、董允、李严等人为首，一派是少壮派，以甘宁、沈弥、娄发等人为首。只有得到刘焉的支持，东州派才能在益州定居，刘焉也以东州兵为依仗。
所谓的西州派，是于东州派相对而言的，益州本地的士人集团。以贾龙为首，犍为太守任岐、益州名将张任、严颜、黄权等人都在其中。西州派关注的是益州本土的利益，并不关注益州以外的事儿。于他们而言，保境安民，自得其乐，坐看中原花开花谢，已然是极好了。
对这种井底之蛙、土包子的看法儿，东州派一向是嗤之以鼻的。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南阳郡和三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见过大世面，视野广阔的人，在他们看来，益州的政权向来是难以独存的。你不进取中原，中原政权就不来打你吗？与其等待别人来带，不如我先去打别人！刘焉认张鲁为义子，派他割据汉中，便是出于东州派的撺掇，好歹先占了汉中再说。即便是暂时不想进取中原，有汉中拦在那里，再加上上庸握在手中，益州便固若金汤了。
东州派的主要聚集地有两处，一处是成都城，一处则是岷江岸边的沙头津，此地是交通要道，扼住大军西进入蜀的咽喉。刘焉使东州兵居住在这两处，存的便是扼守要冲，拱卫成都的心思。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益州牧刘焉刘君郎的眼光着实独特，确实看得很准。
在刘焉心中，东州兵才是真正的心腹，原因很简单，离开了他刘君郎，东州兵定然无法独存。站稳了脚跟之后，刘焉便和西州派翻脸了，他率先下手，诛杀了巴蜀太守王咸、李权等十多人以立威刑。再加上东州派和西州派西州派之间，因为争夺土地、百姓和水源而积累的诸多仇恨，矛盾终于爆发了。当时董卓秉政，派遣太尉赵谦水兵前来攻打益州北部。
赵太尉是个文人，打仗并不在行，可是玩弄阴谋诡计却非常在行。不知道走了什么路子，竟然联系上了贾龙和任岐，说动他们起兵反对刘焉。最终，刘焉利用东州兵，又重金买动了靑羌兵出马，这才镇压了这一次叛乱，斩杀了贾龙和任岐。自此以后，东州派和西州派就势如水火了。这自然是益州牧刘焉乐观其成的，两派如此，他的益州牧便能坐得长久了。
此时，，蜀中名士绵竹人秦宓向刘焉上书推荐任安。书中说：“今处士任安，仁义直道，流名四远，如今见察，则上一州斯服。”刘焉深以为然，上疏灵帝推荐任安入朝：“安味精道度，厉节高远，揆其器量，国之元宝，宜处弼疑之辅，以消非常之咎。”这话半真半假，刘焉推荐任安入朝，乃是帝王心思，任安门徒众多，一旦为人所惑，便是第二个贾龙。
当时天下已乱，汉朝征召之命没能送到绵竹。任安是谶纬大师，刘焉的小算盘儿他自然洞若观火。从此之后，任安以淡泊明志为素念，隐居绵竹，不问政事，悉心拔擢教育人才，竭尽所能。受任安的影响，董扶只任了一个蜀郡西部属国都尉的虚职，同任安一起隐居。
看到任安、董扶两人如此识趣儿，刘焉终于松了一口气，从此，益州安如泰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