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很快地，徐树铮以段祺瑞的名义，召集了一次督军团的“天津会议”，但出面邀请的，却是直隶督军曹锟与山东督军张怀芝。除了西南及“长江三督”以外，都亲自或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如何化除冯、段之间的隔阂；二是对西南的态度。冯、段之间的纠纷，能任调停之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世昌，一个是梁士诒。前者不成问题，早有表示，希望冯、段和衷共济。比较麻烦的是梁士诒。
梁士诒的问题是，他还无法公然出现在北京，因为“洪宪祸首”的罪名犹在。所以要他来襄助徐世昌调停化解，先决条件是要撤销通缉令。这一层当然也不难办到。问题是，梁士诒有没有兴趣来做调人？或者说得再明白些，他愿不愿以负责调停冯、段争端，来交换他的撤销通缉？倘或通缉令是撤销了，他却不愿管此闲事，那时又奈之何？
于是徐树铮即时要了个北京的电话，要求叶誉虎到天津来一趟。当晚见了面，说明经过，徐树铮建议：“你不妨马上发一个电报，问问燕孙的意思。”
“不必！”叶誉虎答说，“我可以负责答复，撤销通缉，一见明令，保证他三天之内，就从日本动身回国。”
“那好，咱们马上就进行！”徐树铮说，“请你一回京就去见冯大总统，当面提出要求，看他如何说法，咱们再商量对策。”
叶誉虎点点头，心里在想，这不应该是求情，要找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理由越光明、越正大，通缉令撤销得越快。
徐树铮已看出他的意思，便即问道：“你在找题目是不是？”
“是啊！有什么好题目？”
徐树铮不假思索地答说：“俄国过激党闹事，不是极好的题目？哈尔滨都已波及，这件事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而燕孙这一回游日，颇受朝野重视，一定会谈到共同防俄的问题。如果政府撤销了燕孙的通缉令，岂不是他就更受日本的重视了？必要的时候，亦可代表政府谈判。”
原来俄国此时发生了“十月革命”，但连徐树铮这种对世界局势有了解的人，都还不知道有“共产主义”这么一个名词，所以管“共产党”叫过激党或者过激派。哈尔滨俄国过激党闹事，是政府重视的一件大事，如果梁士诒能对此事有所帮助，撤销通缉，必能获得舆论谅解，冯国璋应该不会不同意的。
“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好。”叶誉虎欣然表示，“我明天一回京，就去见冯大总统。”
天津会议的另一议题，是讨论对西南的态度，一致决定，仍以武力对付。出席的督军，连张作霖在内，都答应出兵。当然，军费必须政府负担。
谈到这个问题，便只有徐树铮跟段祺瑞关起门来商量了。段祺瑞只陶醉于武力统一全国，如何进行，全靠徐树铮出一个主意：借参战为名，向日本借钱作战费，这就是武力统一中国的资本。由于正好有个曹汝霖，又正好寺内内阁改变对华政策，因而借款相当顺利。不过，武力统一全国，不是一年半载的事，眼前虽可应付，日子长了如何支持，犹须从长计议。
“欧战看样子快要结束了。欧战一结束，自然无须参战了。不过，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利用。”徐树铮说，“俄国过激派革命党起事，声势浩大，日本大起戒心。如果能用中日共同防俄这个题目，倒很有一篇文章好作。”
这一说段祺瑞立刻就明白了，要防俄就要整军，要整军就要钱。所以你要我共同防俄，就得先借我钱。这个道理跟参战是一样的。
“你说得也有道理。不过，日本人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先得探明了才好。”
“是！”徐树铮说，“田中义一现在很管事，不妨托梁燕孙就近探一探口气。”
段祺瑞毫不迟疑地答道：“好！就这么办。”
于是徐树铮亲自拟了个极长的电报稿，交叶誉虎用密码发给梁士诒，请他去访田中义一，看看日本是否有此共同防俄的计划。同时试探着问一问，日本政府对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是否支持。
田中义一是寺内内阁的陆军参谋总长，属于长州阀的后起之秀。日本军人有两大系统：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作为明治维新基础的尊王倒幕运动，山口的长州藩与鹿儿岛的萨摩藩，功劳最大，势力最强，特别受朝廷优遇，因此，这两个藩阀的军人，逐渐发展为陆海军的主流。
长州陆军的总帅是山县有朋。大正元年——也是民国元年，陆军不愿支持海军造舰计划，反强硬要求在朝鲜增加两个师团，与内阁总理西园寺公望相持不下。山县有朋便指使陆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权，径向刚接位的大正天皇请辞，同时拒绝推荐陆相继任人选，逼垮了内阁。
山县的这一套手法，使得日本社会大为反感，认为军阀的横暴作风，非加以抑止不可。于是立宪国民党的犬养毅与政友会的尾崎行雄，发起护宪运动，提出“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结果演变成一场暴动。
为山县所支持，从西园寺组阁的桂太郎，因此辞职。但长州阀的势力虽遭挫折，受益的却是一向与长州对立的萨摩阀，元老们推荐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不久爆发了海军贪污事件，山本垮台，由大隈重信接任首相，总算有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党内阁。
大隈内阁，声名狼藉。继袁世凯魂归洹上以后，大隈亦于十月九日在元老、贵族院、在野党的一致攻击之下而垮台。继任者为寺内正毅元帅。长州阀的势力，终于又抬头了。
寺内内阁的陆相大岛健一，不甚管事。军事方面由致力于“在乡军人会”、在陆海军皆具人望的参谋总长田中义一负主要责任。梁士诒跟他是旧识，他亦知道梁士诒在中国交通界是实际上的首脑，在日本当前对华政策中，为必须拉拢的人物，所以在“料亭”中，偎依着艺妓，与梁士诒款款深谈，显得相当诚恳。
原来由大隈到寺内，对华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教训，看中国民气不可侮；另一方面，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俄国内部发生剧烈变化，沙皇既被推翻，日俄四次密约，便都落空了。
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虽败而“不割一寸地，不赔一卢布”，日本实在是“惨胜”。因而改弦易辙，与俄国“化敌为友”，在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订立《日俄密约》，划定南北满界线，派分中国东北的权利，合力排斥第三者侵入。以后在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密约，双方伸展势力范围至内外蒙边界，划分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各不侵犯。到得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复有第四次密约。但不久爆发俄国革命，不但这一次密约成为废纸，以前的三次密约，亦将失其法律上的效力。
如果是改朝换代，新政府当然继续承认国际条约上的义务，但日本军部接到驻俄武官荒木贞夫、小畑敏四郎等人的报告，懔然于“布尔什维克”与日本的国体，绝不能相容，必须加紧防备。因此，对俄政策作了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变：军部希望能利用中国的军队，联合防俄。
这样，就必须在中国军阀中找一个对象，加以扶植。田中在复辟之前，曾作了一次中国大陆南北的旅行，初步目标看中张勋。及至到了徐州一谈，大失所望，张勋根本不能办大事，而且也难以控制。于是目标转向段祺瑞，“马厂起义”，段祺瑞的声望益隆，更坚定了日本军部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