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很坦率地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因为段祺瑞越强，对日本越有用。当然段祺瑞必须跟日本“充分合作”，是他取得经济、军事上“援助”的一个先决条件。
此外，田中对冯、段不和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这些情形，都由梁士诒用密电告知叶誉虎，再经过徐树铮，转达段祺瑞，促成了对西南用兵的实际行动。
第一个目标是湖南，分两路进兵，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军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两路兵力，总计六万人，奉军独出两万，直隶、山东、安徽各一万，山西、陕西都是五千。开拔以前，由曹锟领衔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
这时北洋在无形中已经“分家”，以地域而分为直、皖两系，直系冯国璋，皖系段祺瑞。论势力当然是皖系占上风，所以徐树铮密谋打倒冯国璋，创造一个中外古今所未闻的新名词，叫作“整理政府”。
整理之道，内则倒王，外则去李。因为大总统是无法公然驱逐的，否则便成了造反，不是“革命”二字所能掩饰的。所以唯有“架空”之一法，外而除去江苏督军李纯，内而推倒总理王士珍，冯国璋便只剩“大总统”一个虚名了。
去李必从倒王入手。倒王不难，问题是哪里去找一个能教冯国璋动弹不得的内阁总理？数来数去，除去徐世昌再无别人。
于是“小徐”打算说服“老徐”，暂且委屈，将来捧他继冯而为大总统，作为报答。这个想法，多少是一厢情愿，徐世昌岂是除了袁世凯，肯屈居人下的人？但冯国璋却有些着慌了，赶紧对段祺瑞作了让步。
因此十二月十六日，明令发表曹锟、张怀芝为第一、二路司令，隔了两天，又特派段祺瑞为“督办参战事务”。曹锟派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分别领兵循京汉、津浦两路，南下攻湘。
其时冯国璋的密使，正与西南实力派在谈和，所以战况一度沉寂。但终因冯国璋的游移寡断，失去了妥协的时机，战火复起。皖系亦就大唱武力统一的高调，表示决不妥协。冯国璋和战两难，进退失据，大感狼狈，迫不得已亲自去看徐世昌，并且事先约了段祺瑞、王士珍一起会谈，表示要到各省去视察，当面跟直系各督军恳谈，以便消除隔阂。
王士珍自然不会表示意见，徐世昌与段祺瑞都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跟“长江三督”，尤其是李纯去商量如何自保，所以亦都默不作声。于是聊了些不相干的闲话，无结果而散。
在段祺瑞这方面，由于徐树铮的策略，另外有了新的行动，就是加紧联络奉军，由段系要角曾云霈出面，与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密谈，决定扣留由日本运来的一批军械，主要是步枪，总数达两万七千余支之多。
原来除了曹汝霖经手的西原借款以外，段祺瑞在徐树铮策划之下，另外指派陆军总长段芝贵，与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进行军火借款，同时谈判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
对于这个协定，双方的目的各不相同。日本是为了对付“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协约国既不满俄国与德国单独讲和，亦讨厌列宁所倡导的“世界革命政策”，因此借口援救为德奥联军所包围的捷克军队，预备出兵西伯利亚，替日本军部带来了一个极好的借口。
日本的打算是，出兵攻俄有两大利益，一是取代俄国在北满的地位；二是占领西伯利亚大片土地。但此一战略利益的获得，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更实际的说法是，必先能够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签订一项军事条约，将与苏俄接壤的地区划作“行军区域”，就地征集资源，供应日军，同时指挥中国军队配合作战，那就比明治年间的日俄战争，更有制胜的把握了。
当然，要钓鱼必须用饵。西原借款的主要作用是经济侵略，谈军事“合作”应该另辟蹊径。因此，从西原借款中，另外划出一部分，称为“参战债款”，用这笔借款来购买军火，供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之用。田中义一向梁士诒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即为这笔借款必可成功的宣告；相对地，段祺瑞只要借了这笔款子，即等于收了“定洋”，保证“军事协定”必可成立。因此，日本方面很大方地在“协定”未签以前，先拨出第一笔“参战借款”，由段芝贵经手，直接跟大仓喜八郎做了一次交易。
大仓喜八郎是日本的八大财阀之一。他以开“铁炮店”起家，成为军火商，庆应四年“戊辰之战”幕府军与倒幕联军双方的军火都由大仓供给。结果倒幕派大胜，日本全国就此统一。西乡隆盛因此成名，而大仓亦因此大发其财，所以有“一战功成，一商暴富”的说法。
以后日本侵台之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军火都由大仓供应。对于日本之侵略中国，他是极重要的一个幕后人物，但表面上表现得非常“亲善”，投资于本溪湖的煤铁，与盛宣怀合作，贷款与汉阳铁厂。他喜欢在中国游历，收藏中国的文物，尤其是古钱。在北平西山造了一座很豪华的别墅，经常以盛宴款待北洋军阀，所以跟段芝贵极熟。这笔军火买卖，自有极优厚的回扣，除却段祺瑞，无不分润。
不过，照道理说，大仓所供给的两万多支步枪，应该平均分配给北京政府所属的各省军队。直、皖既已分家，徐树铮认为“长江三督”不应分享这批军火，却又说不出口，于是别生一计。
当直、皖分家时，徐树铮对段系的实力做了一番检讨，以地盘来分，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督军阎锡山、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四川督军刘存厚、广东督军龙济光，都是“自己人”，看起来比冯国璋的“长江三督”要强得多。但细细检点，却是问题多多。
首先是刘存厚、龙济光岌岌可危；其次，阎锡山不是随便肯听人摆布的；曹锟自然是要角，但直系的色彩很浓；而张怀芝一向以“曹三爷”的马首是瞻。凡此非嫡系的部队，在运用上并不能指挥如意。
另一方面，西南势力浩大，却与冯国璋素有渊源，加以湖南托庇于西南；而不可轻视的冯玉祥，翻覆诡诈，亦为隐忧。两相比较，直系的实力未见得充足。欲求自保，当然不成问题，但既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雄心，自非具压倒的优势不可。
因此，徐树铮远走关外，进行“联奉制直”的计划。奉天督军张作霖，此时重用一个日本士官生杨宇霆。此人字邻葛，辽北法库县人，在士官八期步科，与田中义一同学。徐树铮亦是士官出身，与杨宇霆前后同学，彼此早都知名。而且杨宇霆的性情、作风，与徐树铮相似，都是好大喜功的霸才。还有一项相同的是，两个人都获得长官的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几乎可以独断独行。
这一下就不但谈得投机，而且说做就做，照商量好的步骤，首先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一旅，入关进驻滦州。等日本轮船运到第一批军械——步枪二万七千支，停泊秦皇岛时，由张景惠加以截留，除山西的一部分放行，以及少数一部分拨给曹锟及李厚基以外，其余悉数转运出关，装备奉军。
不多几天，段祺瑞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正式成立，下设五处，由靳云鹏以“参谋处长”的名义当家，各部总长指聘为参赞，次长为参议，俨然另一个“内阁”。
于是，奉军五个旅，以“助战”为名，陆续开拔入关。一部分驻扎京津附近，扼守要路；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威胁在南京的李纯。同时在军粮城设立奉军司令部，总司令是张作霖，却是由徐树铮以副司令的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
这步棋大出冯国璋意外，立刻派了财政总长王克敏及与段祺瑞关系极深的长芦盐商王郅隆到安徽蚌埠去看倪嗣冲，探询奉军入关的真正目的。因为徐树铮与他经常有密电往来，一定深知真相。
可是，倪嗣冲不便明说，只照冯国璋的意思，打了个措词婉转的电报给张作霖，问他入关的本意。
张作霖的复电是：“只求得一完全巩固之责任政府，共谋国是，他非所知。”这一来，王士珍完全明白了，原来奉军入关，是为倒阁而来的。当下“退避贤路”，专车出京到天津暂住。
这一来，政治的重心突然移到了关外，北宁铁路上冠盖络绎，自以为在时局及组阁问题上有发言资格的人，都派了代表到奉天去看张作霖，表达对大局的意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北京造币厂监督吴鼎昌，他是徐世昌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