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早得太后授意，更对康有为所说的“变法维新”抵触厌恶，此刻便想向“狂妄自负”的康有为来一个下马威，于是待康有为坐定后，荣禄便怒目而视着康有为，语气恶狠狠道，“康有为，你可知道祖宗之法是我朝廷根基柱石，祖宗之法绝不可变！”
翁同龢被荣禄的高声怒喝吓了一跳，他立时轻咳了一声提醒荣禄，示意他不必开场就如此剑拔弩张，荣禄根本不为所动，而康有为却根本不为荣禄的“声色俱厉”撼动半分，他镇定自若地反问道，“祖宗之法是为了治理祖宗的土地而制，而如今祖宗之地不能保，还谈何祖宗之法呢？就如我们此刻身处的总理衙门，这在祖宗之法中也前所未有呀，不仍旧是因时制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在场的所有人听罢后，无人不佩服康有为的头脑敏锐与过人的辩才，因为总理衙门就是在咸丰末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才特设的，专门为朝廷办理洋务及处理外交事务，从前恭亲王奏请创立时，还一再申明是“因时制宜”，而文宗皇帝仍因“不合祖制”不同意，但设立总理衙门的必要性终究是连皇权都无法抗拒的，总理衙门不仅开办了，还一直维持了下来。这个道理荣禄绝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被康有为如此一说，他只有忍下满腔怒火，却又无话可说了。
话至此处，五名大臣中最为年轻的吏部尚书廖寿恒以轻咳声打破了寂静，他开门见山问康有为道，“那依你所见，变法应从何变起？”荣禄端坐在一旁，听到廖寿恒如此问话，心中更为不快，因为廖寿恒的问题间接否定了他刚刚“祖宗之法绝不能变”的观点。
康有为知道廖寿恒是赞同支持维新变法的人，便借此机会直接言明自己的看法，道，“应以改革官制与法律为先。”而一直在一旁静观的李鸿章却突然被此话触动，他思虑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开口，问康有为道，“那依你的意思，六部都要裁撤，则例都要废除吗？！”
李鸿章作为担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多年的权臣，虽然在甲午战败后声名狼藉，只好辞去官职游历欧美，归国后才在总理衙门做一份“闲散差事”，但他的一言一行仍在太后与皇上面前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他听到康有为说要改革官制，不禁神经紧张，他虽然不排斥变法，也曾主持洋务多年，但他只推崇学习西方的先进器械与技术，对于西方国家的体制他是抱着怀疑与抵触的心理的，李鸿章更从未想过要改变六部与则例，可康有为看起来与他并不一样。
李鸿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康有为，等待他的回答，康有为微微抬起头来，他生平第一次与这位曾有着“第二朝廷”的权臣李鸿章坐在同一屋檐下，更是第一次与他一同商讨政事，他想自己多年的努力，或许终于要开花结果了。
康有为敛了敛自己的心绪，如实对李鸿章道，“如今已是列国并存的时代了，不再是以往的一统之世，而我朝沿用的官制与则例都是旧者，导致我国衰弱、落后于列强各国的，正是这些东西，的确应该消除净尽，纵使不能立刻根除，也应该酌情裁撤，如此新政才能顺利推行。”
康有为期待着李鸿章的表态，更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这样他便可以事半功倍，可事与愿违，康有为看到李鸿章挪开了自己的视线，并不再继续与他深入交谈，可见李鸿章对于自己的看法是不完全赞同的。
西花厅内突然鸦雀无声，康有为也一时语塞，只忽然看到一个小厮从门外悄悄走进来，凑到张荫桓耳边说了几句话，张荫桓听罢后便立即起身向其余四名大臣告别道，“我仍有公干，先告辞一步。”西花厅内的寂静才被打破。
张荫桓走后再无人说话，康有为只能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身上，康有为自然知道翁同龢今日出现在这里的意义，他是皇帝的老师，是皇帝倚重的肱股之臣，是直接向皇帝举荐了自己的举荐人，他无比希望翁同龢能为自己说几句话，帮他冲破言路上的层层障碍，帮助他与一切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铲除变法路上的“拦路虎”。
可就连翁同龢本人，他身为六部当中的户部尚书，在听到康有为要“裁撤六部”后，也不禁心生迟疑与困顿，此刻的他尚未问话，却在开口时变得极为谨慎，身为户部尚书，管理国家的财政，他便只问道，“若要变法，如何筹款。”
康有为听过这个问题，再次振振有词道，“日本设立银行印刷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凭我中国之大，若改革变法，税收可比现在增加十倍！”
几人的对话直到天黑才散，康有为临走前不忘将自己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与“俄彼得变政考”两本书赠给在座的几名大臣，就连提前离席的张荫桓，康有为也特意托人转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