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她在白俄面包房里面买了点面包，上楼的时候照例去信箱里看了一眼，除些广告单子，什么都没有。
过了年她在电话局找了个接线员的工作，这工作本不难，加上她还会些英文和法语，在局里很得用。
上海二月数九寒天的晚上，她留在局里兼作一些文书工作，错过了回渝森路的末班车，想着不算远，不如走回去，就是那个晚上，一个打酒馆里出来的日本兵把她拦了下来，那人用生硬的舌头不停和她说些陌生的语言，其间还夹杂了几句不伦不类的中国下流话。
宜早被他一直往后逼到街巷的暗处，他腿间东西硬贴着她，浑浊的酒气也如数喷在她面颊上，宜早悄悄拿起袖间藏的拆信刀，正打算等他再近一些就捅到他的身体里去，也叫他明白中国人的血债血偿。
却被一个英国军官救了下来。
那个高大的英国人，在黑暗里一拳将那喝昏头了的日本军官打的倒进了路边的积水滩里，脏水溅出来时，宜早往后躲了躲。
那天晚上，这个英俊的异国租界巡官一路将她送到了公寓底下。
分别时他说，请记下我的电话，下回需要时尽可找我。
宜早往回走时，开电梯的杨先生鬼头鬼脑的说，“陈小姐，我可都看见了。”
宜早一笑，看见什么了。
她住在七楼，是最顶层，法国人的建筑用色大胆明艳，绿墙红漆落地，每一家的门却是金棕色，放在一处也好看。
六楼住的是一家犹太人，在上海做钟表生意，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家里打闹，女孩子尖俏的声音穿透天花板渗到她家里来，宜早把自己剥光了躺在浴缸里，珐琅头的水龙头拧开，半热不热的水大股的不停的冲在她身上，宜早的眼泪流下来，一想到什么，更不禁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