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赏、严惩，为顺利推行“新法”铺平了道路。
秦国终于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仓廪充实、增税百万；
民皆怯于私斗，勇于公战……”的大好形势。
尤其是按军功、斩敌首级数量授爵封赏的制度。
秦国是“全民皆兵”，可使平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的高官厚禄，步入贵族。
许多军官，甚至高级军官，都是士兵以军功起家，位封君侯，更极大地调动了军人的积极性。
他们的思想觉悟就是“立功、授奖”。
平时，自觉地刻苦锻炼，以提高自己的素质能力。
战争中，则奋勇争先，唯恐斩获不多。
“勇敢”已不只是军人的一项光荣桂冠，而且已经与个人的实际利益紧密的结合为一体。
军人的荣耀，体现在他的军衔、待遇和华丽的服饰上，谁还不愿意打仗、打胜仗？
利益，驱使秦成为“上首功之国”，从上到下的好战之国。
但是，相比之下，商鞅自己的军功却微乎其微，他几乎还没上过战场，也够不上一个合格的军人。
按规定，“三年无军功废为庶人”这可是他自己设定的，却没理由不遵守。
“变法”后，秦的武力迅速增强，为了报复当年魏国攻占函谷关之仇，商鞅要求率兵攻打魏国的固阳。
一介书生要当元帅？
秦孝公理解他必需立军功的迫切心理。
但军人是一种专门职业，并不是任何人、尤其是“外行”带一支部队出去都能打胜仗。
一旦打了败仗，不但无“功”还要受处分。
秦孝公迟疑的望着他，不敢批准，商鞅一声长叹：
“这就叫‘作茧自缚’，‘无功废爵’之政由臣始，臣终不能因此而为庶人。
臣此去，侥幸立功皆大欢喜，倘若无功，惟以死谢君，实无后退之路啦！”
秦孝公见他决心如此大，只得召见司马错等重要将领，亲自制订了一套作战方案。
又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一要保证打胜仗，二要绝对保证大良造的安全……
好在此时的秦军已一反昔日那种厌战、涣散的情绪。
在战斗中猛冲猛打，极其顽强，已是名声在外。
而魏军自马陵道惨败后始终心情低落，又缺乏能战的将领，所以几战几败之后，竟被商鞅一举攻克固阳。
总算立了军功，本该适可而止，但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固阳之役，商鞅只是空担帅名的傀儡。
未划一策，未发一矢，由部下白送他一份军功，坦率的说，没人佩服。
在一定的环境下，商鞅可以蛰伏、韬晦。
但争强好胜，在人之上，终是他不可磨灭的本性。
尤其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更不能容忍对自己的蔑视。
他要让世人看看，不是军人出身，也能打胜仗、立军功，而且是绝对由自己策划、指挥。
当然，他不是个鲁莽的一勇之夫。
通过固阳之战，他已了解到大量的战争因素。
，同时在考虑，胜利不一定必须力敌，也可以智取，而且还是更高级的战术。
于是，他再向秦孝公建议：
“魏失庞涓后，实力大衰，拔固阳，小试牛刀，我们可以乘势收复西河，以振秦威。”
自从西河地区被吴起夺取后，秦军东出受到遏制，国势衰弱与之关系很大，所以称为秦的切肤之痛。
若能收复西河，既雪先人之耻，又为日后东扩打开门户，当然意义重大。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虽受损，但目前与秦相比，仍属强国。
固阳小城可能没放在心上，要取西河，他能不倾全国之力与秦争夺？
商鞅当然能理解孝公的顾虑：
“臣已拟定胜魏之策，主公但等捷报可也。”
商鞅又率五万秦兵东征，魏惠王着实感到头疼。
按魏国的兵役制度，凑个十万八万还不成问题，困难的是缺乏符合条件的将帅。
当初宠信庞涓，排除异己，“庞家军”之外的无论良莠，都被贬斥，全都免职。
如今庞氏全军覆没后继无人，再想起用被自己无情撵走的那些，又有谁肯来应征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