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怎么可能不违法？那可是管制器具啊，咱赶紧上车跟上。”
我和周庸跑到了停车的地方，打了火，赶紧调头远远跟上了面包车。面包车在路过一个晨跑的老头时，老头的博美在身后跟着。面包车经过狗时，车门忽然打开，里面伸出一根连杆的套绳，把博美的脖子套住，勒紧，拽上了车。几秒钟的事儿，车没停，狗连发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狗主人完全没发现狗已经被带走了。
杀伤力很大的手弩
周庸：“这俩孙子！”
我们跟着这辆面包车跑了一路，从我和周庸跟着开始，他们总共抓了三只流浪狗，还有两只宠物狗——其中两只用上了弩箭，其他都是用绳索套的。
6点左右，上班族们开始出现在街道上。他们收手了，然后开车上了高速，一直开到了市区的一家狗肉馆。他们从车上拽下一只狗——那只被他们射倒的黑狗，进了饭店。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出来，上车走了。
我没跟上去，周庸奇怪：“徐哥，咋不跟着呢？”
我说：“咱刚才大白天跟了那么长时间没被发现，是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高速上。而且我们的运气不错，现在再接着跟就太明显了。”
周庸：“那不跟着他们怎么能搞清楚这俩孙子干吗呢？和虐狗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说：“你不是有他们俩的电话吗？王津还有他们的微信，这俩人跑不了，咱先去那家狗肉馆看看。”
坐在车里等到9点钟，狗肉馆正式开门，我们下了车进了饭店。老板热情地迎上来：“两位够早的啊，我这儿刚开门就来了。”
我问他狗肉怎么卖。
“一斤二十五，”老板说，“不过要吃得等会儿。早上刚杀的，很新鲜，现在刚褪完毛，还没弄熟。今天的狗好啊，黄狗，一黄二白三花四黑五长毛，黄狗最好吃，坐这儿等会儿吧！”
我冲周庸眨眨眼，周庸：“徐哥，不行啊，咱赶时间啊，要不下次再吃吧。”
我说：“不行，我就馋这一口。”
周庸：“徐哥，你这不耽误事吗！王总还等着接货呢，要不这狗咱俩买下了，我回家给你炖，行不行！”
我说那也行，但人家老板不一定卖啊。
周庸转身给了老板笑脸：“老板，我们真赶时间。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按熟狗肉的价格买你的生狗。”老板二话没说，招呼服务员把狗给我们拿来。
我和周庸把狗装上车，周庸：“徐哥，你真爱吃狗肉吗？”我摇摇头。
这之间吴悠又给我发了几条信息，问我她的狗有没有消息。我想着车后已经被剥了皮的那只狗，不忍心告诉她，她的狗可能也是这个下场，就说还没有消息。
我和周庸带着狗，去找了周庸表姐的闺密，那个女法医，请她帮我们化验下狗肉里面的成分。我们想知道那两个人是用什么把狗射倒的——按说以狗的生命力，只是中了一箭的话，不至于倒得那么快。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狗死于氰化钾中毒。
我问她，人吃了氰化钾中毒的狗肉会怎么样？女法医说：“吃一两次可能没事，但常吃肯定会慢性中毒。”
我和周庸从法医那儿离开。周庸问我：“徐哥，他们从哪儿搞到的弩和箭啊？”我说查查就知道了。
我在网上查了下“弓弩”，只能搜到小孩的玩具。然后我在几家可能会卖的网店搜，也没找到，最后在一张网页图片上找到了弩的照片——上面有联系方式，并写着“售卖钢珠枪及弓弩”。
我找到人，问他有没有射狗的工具，立刻倒的那种。他马上推荐了一种小型弓弩，说这种弩只要三百五十元，毒镖八元一支。我问他是不是氰化钾的，他说就是这种。我问他这是哪儿生产的，他说不用管哪儿生产的，绝对管用。我继续问他这些毒镖有没有编号之类的，他说没有。
周庸：“徐哥，这玩意儿太危险了，不只是射狗的事，射着人怎么办！”
我说：“是，所以咱得尽快把这俩孙子解决了，先去狗肉馆看看能不能找到证据。”我和周庸来到狗肉馆，老板对我们还有印象，热情地迎上来：“上次带回去的狗肉怎么样，好吃吧？”
我说：“不怎么样，上次我们回去吃完，都闹了肚子，你这狗肯定有问题！”
老板的笑脸一下子就变了：“那不能，我们这儿的狗都是现杀现做的！”
我说：“这样，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卖我们俩的狗，也不能是你自己养的。你告诉我那狗是哪儿来的，我们自己去找他算账。”
老板点点头：“行啊！我的狗都是正规的肉狗场出的。货源在上东省，你找去吧。”
我说：“不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肉狗场。肉狗的养殖成本高，狗肉的价格又不如羊肉和猪肉，怎么可能有人做这种赔本买卖。”
老板笑了：“还真有，您要不信，我给您看看我进货的狗场和进货单？”
我同意之后，老板拿着进货单给我看，然后我拿手机搜索了他购买肉狗的狗场。还真有这家狗场！狗场采取两种养殖方式，一种是统一圈养，另一种是将狗承包给当地的农民，统一进行疫苗注射和监测，最后再以一定的价格回收。
我和周庸从狗肉馆出来，周庸问我：“徐哥，咱亲眼看他买的那狗啊。”
我说：“是，但他不承认啊！他肯定是有一部分狗真的是从正规渠道进货，另一部分低价从盗狗的手里购买，有人来查时，就拿正规渠道的狗做挡箭牌。正规渠道的狗价格很高，刚才我看他的进货单，连皮带骨一斤都要将近二十！”
周庸：“抓不到老板的把柄，就没办法让他交代和那两个人的交易信息啊！”
我说：“你不是有那两个人的联系方式吗？明天给他们打电话，直接约出来。”
周庸：“行！”
第二天周庸打电话的时候，发现都打不通，他很郁闷：“徐哥，他们俩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我说：“你给王津打电话，让她问问。”周庸打给王津，说了一会儿。他挂了电话苦笑：“徐哥，王津和那俩人聊天时，说了咱俩是夜行者，正在调查丢狗的事。那俩人现在肯定躲着咱们了！”
那就只剩下一条线索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去了“燕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办事处，向他们咨询抓狗的那俩人是不是他们的志愿者。负责人事管理的姑娘查了一下，说：“以前是，但已经被开除了。他们之前在一家领养院当志愿者。5到7月份之间，我们发现他们违规帮一个叫陶涛的人领养了二十几只狗。”
周庸问：“领养宠物还限数量啊？”
她说：“当然，协会明文规定：为保证宠物的生活条件，不许一人领养多只。”我问她那个领养二十几只狗的陶涛，有没有登记地址。协会的姑娘点点头：“每个领养人都有登记信息，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给你们。”
我简短地讲了一下那两个人偷狗、杀狗、卖狗到狗肉馆的事：“从你们这儿领养的狗，估计也是卖给人吃了。”
姑娘想了想，打开一个文档：“我没告诉过你们领养人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查到的。”
我说行，走到她身后，看见了陶涛的地址：祥龙区，温馨家园东二区，十三号楼。两只泰迪被摔死的那栋楼！
我和周庸跟踪了陶涛两天——他一直很正常，每天早上8:20左右出门上班，晚上8点钟左右到家，基本不在外边吃饭。我偷跑到他家门口听过，他家里并没有狗叫声。第三天晚上的12:30，陶涛出门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向小区外走去。
我和周庸在远处跟着他，到了那天发现被虐狗的体育公园。公园门口停了一辆面包车，那两个“志愿者”见陶涛过来，从车里下来，递给他一个蛇皮袋子，然后上车走了。陶涛拎着袋子，一个人走向了公园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