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一再退让，使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他公然下令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全体共产党员，并迫使他们一律退出。紧接着，蒋介石安排亲信，部署爪牙，完全控制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箭双雕，既打击了共产党，又逼走了汪精卫；但他毕竟羽毛未丰，他还需要借助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还需要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还不敢与共产党彻底决裂。尤其是，他的飞扬跋扈引起了其他各军将领的强烈不满；致使蒋介石疑虑重重，惴惴不安。于是，他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实施欺骗伎俩。
旬日后，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自请处分”的报告，称：“此次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同时，他发表宣言，诡称：“中山舰变乱之举，纯系李之龙个人所为，并非共产党集体决定。故不会影响国共合作之大局。惊扰苏联顾问一事，则系部下误会、粗鲁所致。谨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表示诚挚道歉。”随后，蒋介石下令释放了扣押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对大打出手的王柏龄、陈肇英、欧阳格等人则分别给以撤职处分。
为了进一步掩盖其反共夺权的野心，蒋介石分别登门拜访谭延闿、李济深、宋子文等要员，反复表示：“本人衷心拥戴汪主席，渴望汪主席早日康复，回国主持党国大计。”“希望诸位转告汪主席，促其早日回国。”其演技之逼真，足以惑乱视听，混淆黑白。
一日，蒋介石在寓所闲坐，其挚友张静江突然来访，报道：“大事不好，汪精卫致电中常委，似有急急回国之意。”蒋介石闻言大惊道：“此话当真？”张静江道：“千真万确。汪精卫本无大病，不过是赌气出洋。现在乱局已定，其急于回国，亦在情理之中。”蒋介石道：“该如何应对？”张静江道：“处置中山舰事件，蒋公临机应变，堪称天才。此事亦应快刀斩乱麻，从速决断。”蒋介石听罢，抄起电话，邀谭延闿速来商议机密要事。谭延闿闻讯赶来，与蒋介石、张静江密商对策，直至深夜；议定趁汪精卫回国之前，改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等人的操纵下，4月16日，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按照既定预谋，会议选举谭延闿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就这样，谭延闿、蒋介石分别取代了汪精卫的实权要职。
谭延闿，字祖安，湖南茶陵人。生的方面大耳、高鼻阔口。出身于大官僚之家，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博学多识，酷爱书法，曾中清末进士；为人八面玲珑，处事通权达变。辛亥革命后出任湖南都督，在群雄纷争、政局动荡的民国初年，谭延闿三起三落，沉浮不定。巧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遇难，他率兵营救，立下汗马功劳，遂深得孙中山喜爱，授以要职。十多年的政治争斗、官场磨练，使谭延闿变得世故圆滑，善于窥测政治风向，精于明哲保身之道，享有“政坛不倒翁”之谑誉。他曾与友人闲聊，问道：“近来如何？”友人答道：“混。”谭延闿闻言大乐，道：“混乃千古大学问，混口饭吃，混个差事做；鱼龙混杂是混，混水摸鱼也是混。据《史记》载：刘邦年轻时是个有名的混混，混来混去，混成了汉高祖。混之为用大矣哉！”此言传出，即成官场之笑谈；谭延闿也因其善混而获得“水晶球”之诨号。进入广东国民政府后，谭延闿不专权、不争势、不得罪人；故而被蒋介石看中，极力笼络，将其扶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宝座。然而，由于谭延闿遇事不负责任，惯于装聋作哑，遂使蒋介石得以大权独揽，为所欲为。
蒋介石夺取了军委主席职务，稳住了阵脚，又勾结新老右派共同反共，发起了新的挑衅。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借口“妥善处理纠纷，改善两党关系”为名，向大会提出了一份《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的人员登记造册，并上交国民党中央主席等。这是蒋介石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提案。
陈独秀派张国焘前来指导与会的共产党员；在讨论是否接受蒋介石的提案时，一连七天争论不休，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总书记陈独秀商定的意见，强令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当场拒绝签字，愤然离开会场；前往农民运动讲习所，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活动之中。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激烈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于声泪俱下，掩面痛哭。但是，由于新老右派占居多数，表决结果，使蒋介石的提案得以通过。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又捞取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这才是：蒋氏发迹，步步阴险；抢班夺权，不择手段。蓄意反共，带头发难；制造分裂，貌恭心奸。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