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八回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下）
蒋介石暗杀邓演达、威逼胡汉民的暴行，导致了反蒋力量的重新组合。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胡汉民、汪精卫拒绝出席，但却在幕后操纵反蒋势力，伺机发难。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他一字不提日本的侵略行为，却竭力指责国民党内部“自己捣乱自己，破坏政府威信，增加党国困难”。不料，会议期间，中央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等人突然发难，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列举其横征暴敛、排除异己、毁法乱纪、奴役人民等罪状，要求蒋介石立即下野。接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林森、孙科、唐生智等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即行隐退。众口一词，齐声喊打，让蒋介石猝不及防，顿时乱了手脚。上海的汪精卫、广州的胡汉民也遥相呼应，接连通电逼蒋下野。蒋介石深知众怒难犯，自为韬晦，向大会递交了辞呈。12月15日，于右任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批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数日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飞往奉化，返乡归田。
蒋介石走后，国民党中央会议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新一届内阁走马上任，立即遇到了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两大难题。原来，国民政府长期穷兵黩武，军费开支浩大，国库入不敷出。孙科上台时，经济早已破产；各省地方长官心存芥蒂，有意截留税款，拒绝上缴中央国库。江浙财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上门逼债，多方掣肘。江浙两省的军事长官们又连连电催，要求增加军费。闹得孙科政府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外交方面，孙科任命“铁腕外交家”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实行“强硬外交政策”，提出“收复东北失地”的口号，宣布与日本绝交。孙科电令张学良“出兵锦州，收复失地”。然而，孙科政府空有电令，却没有军权。中央嫡系军队仍被蒋介石控制，地方军队又派系林立，拥兵自重，不听指挥。孙科政府的积极抗日，仅限于空喊口号，毫无实际作用。
相反，日本政府利用孙科的强硬外交口号，积极增兵上海，致使沪宁上空，战云密布，阴霾重重。结果，日军的猖狂挑衅和孙科政府的高度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怒，纷纷指责孙科政府“空言抗日，欺骗民众”。各地爱国学生再次汇集南京，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孙科政府遂效法前任，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动用大批军警，实行镇压，并把爱国学生押解出境。于是，孙科政府重蹈蒋介石之覆辙，也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孙科政府上台才二十余天，便陷入了内外交困、难以支撑的政治危机之中。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林森、孙科出面，邀请蒋介石重返中枢，共商大计。一时间，风向大变，中央委员、各省军政要员纷纷致电奉化，邀请蒋介石“驾回南京，主持党国大局”。蒋介石喜上眉梢，精神大振，立即发表通电，宣称：“国事危殆，唯余复出，尚有挽救希望。余决计立即赴京，效命国难。”随即电邀汪精卫一同赴京，重组南京政府。于是，蒋、汪二人如同妙手善变的魔术师，又化戾气为祥和，再次实现新合作。
1月23日，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到达南京，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改组政府。蒋介石指责孙科政府“妄逞一时血气，毫无通盘计划，贸然与日本绝交，孤注一掷，国必灭亡”。骂得孙科狗血喷头，唯唯称是，急忙表态：“一月以来，奔走呼号，心力交瘁，未能挽救国难，实属我等无能。幸蒙蒋、汪二公入京，主持中枢大计，我等惟有集体辞职，以谢国人。”于是，短命的孙科政府，诞生不足一月，就此夭折。
孙科走后，蒋介石和汪精卫一唱一和，互相推荐，瓜分权力。蒋介石举荐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举荐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常委会惟有批准，任由汪精卫、蒋介石重新组阁。蒋介石重掌军权，昼夜忙碌，在各部门安插亲信，抢夺权力；正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忽闻日军在上海挑起战端。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出动，在上海挑起战争。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狂妄叫嚣：“四小时之内即可占领上海。”指挥海军陆战队六千人分数路向闸北区发起猛烈进攻。刚调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打响了气壮山河的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奋战三昼夜，将日军阻止在上海郊外。日军撤换了盐泽，改派直田谦吉为总司令，增兵至三万人，配以三百两装甲车，一百多架飞机，向上海市区大举进攻。十九路军不足二万兵力，在市区东郊顽强抵抗，浴血奋战。敌军狂轰滥炸，战场一片火海；阵地化为灰烬，军心坚如铁石。蒋光鼐、蔡廷锴亲临战阵，沉着指挥，全体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猛还击，又顽强坚守两天，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第六日，日本陆军部再次增派一个师团，从吴淞附近登陆，从侧背向十九路军发起新的进攻，战火漫延至江湾一带，战况空前激烈。蒋光鼐泣血致电南京政府，请求速派援兵。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高级将领，商讨应对之策。蒋介石情绪低落，满脸丧气地道：“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冯玉祥大为不满，击桌怒道：“岂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十九路军浴血抗战，以寡敌众。战事危急，政府岂能坐视不理？”蒋介石无言以对。冯玉祥继续讲道：“十九路军勇赴国难，全国民众情绪激昂，军心民心不容忽视。政府应火速增兵上海，抵御外侮，以顺应民意。”会议经过争论，确定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会后，张治中将军自报奋勇，请缨杀敌。蒋介石为各方压力所迫，同意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投入上海战场。但却告诫张治中道：“军情隐秘，第五军只能以十九路军的名义参战。”张治中带领第五军赶赴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喋血，激烈拼杀，在庙行、蕴藻浜一带重创日军。
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上海各界民众的有力支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定》，号召人们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积极参战；上海工人、学生组成五十多支义勇军，直接奔赴战场。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援十九路军。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杨杏佛等人，在交通大学内组建了伤病医院，全体医务人员不领薪水，义务救护伤员，为淞沪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军民齐心协力，共赴国难，阻止了日寇的野蛮进攻。
二月中旬，日军在进攻受挫后，撤换了直田谦吉的职务，改派陆军大臣白川为总司令，再次增兵两个师团，飞机三百架，战舰三十艘，航空母舰三艘，使侵沪日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超过中国守军二倍以上。日军调整部署，发动了第二轮更为疯狂的攻势。